儿子陈阳的命运被认为是最“好”的。“好”就“好”在他那一届初中毕业生都留在城里就业，没有下放而已。但他是酷爱拉小提琴的，他曾告诉我说：“琴，就是我的命！”回家第二天全家去逛玄武湖，他也去了，可只拍了照，便又回家拉琴去了。但他那双手却偏偏被派做淬火工，而且日夜三班倒，拉琴的时间就不能固定。有一天午后，他刚调好琴弦，有人替首长传令了：“首长中午要休息，不要拉琴！”你是“黑帮分子”的儿子，除了流泪，你能抗命么？……
在苦难的妻子儿女面前，我是他们苦难的要源。我在他们中间能有什么欢乐？况且，据了解，我那专案组里一位同志亲笔给陈虹复过一封信，曾经明确告诉她：“《红旗》上的文章，就是你父亲历史的结论！”这专案组是隶属中央的，这一说大概是“铁案如山”了。自然，家人们并不愿相信这个论断，而以林彪一死，形势总会好转相慰藉：而我也不敢说出对江青之流的看法，只用我的乐观估计来影响他们。互相安慰，都是言不由衷的。
人是有惰性的。俗语云：“讨饭三年不做官”，便是惰性作用。我这个鸭倌，在此时此地，却颇有宁愿与我的群鸭为伍以终天年的想头。因为我那鸭群实在比这儿的那些“人”更富有人性，但这句话不能说出口，那是要伤亲人们之心，还得强打精神，欢乐一番。当此时也，上海的大侄女、北京的金玲老同学，都闻风赶到南京，一以探望，二以祝寿一我**初度正巧是在这假期里。于是和客人及全家都去中．山陵会餐了一顿，菜肴自然丰富，我和大家也都很欢乐，但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次祝寿却远不如四年前在牛棚里私自祝寿那么高兴。何以故呢？大概是苦中作乐另有趣味吧？
1968年春，中央专案组设立了我的专案，我升级了。前此作家协会所搞的专案组则不算数，一切从头来起。首先，自然是自我交代。这个专案组颇像样得多，有专门一间房间，三位组员各据一案而坐，让我坐在中央一张折椅上。四边不靠，这自然是审讯的样子了。这我并不在乎，有些外调的人就有这种瘾，名之为“提审”，而且连座位也不给哩！于是我就从出生之年起，像编年史般地一年一年“如数家珍”讲下去，既无底稿，也无提纲，倒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审讯者并不满意我这态度，不时来个打断、插问，或者加以评论，诸如“老奸巨猾”、“你不要欺负我们年轻！我们有的是显微镜和望远镜”之类。但有些极简单的道理，并不需要什么“镜”的，比如1927年“四·一二”以前的国民党员有左派右派之分、国民党区分部并没有什么“书记”之类名称等等这类常识性问题，也用“镜”来照了一小时以上，可很费时间。因此，我这整一花甲的编年史，足足讲了三个整天。
这次“三堂会审”是有分工的：一位是武生，动不动要作挥拳动武状，并说：“你经得住我三拳头么？”老实说，他孔武有力，我连一拳也吃不消。另一位是军师型的小花脸角色，面无血色，经常阴阳怪气、冷言冷语对我来点“讽刺文学”。最后一位唱的是须生，扭转僵局，从正面教育我的，每每是他。但他们忘了我是20年代就当过演员的，他们的表演并不出色，是用非所学了。不知他们后来改行了没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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