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交代以后，由须生出面问我：“你所交代的都敢负责是真实无误的？你敢依照所讲的写出书面材料而无出入？你敢在所写材料上打手印？”
我回答了三个“敢”字。
“那你二十四小时以后，即明天此时此刻，写出交来！”
这一着可厉害，二十四小时以内要写出两三万字材料，能行么？但我忽然想到明天正是我六十大庆的日子，人生不能有两个花甲，能不自我庆祝一番？一看表，正好六点，下班了，便说：“好吧，明天此时此刻我交卷！”
既夸下海口，便打算当晚不睡，来个夜战。但是眼睛不争气，12点以后撑不住了。于是心一横，睡觉！第二天一清早，神清气爽，提笔直书，一直写到五点三刻，完稿了！我可洋洋得意，先对三十多年的老友张天翼打了招呼，叫他下班时等我一路走。然后找到那位须生，递上书面材料。他似乎出于意料，连连“哦”了几声，接过我写的材料发楞。
我便以胜利者的口吻挑战说：“让我打手模脚印吧！”
他迟疑一下，说：“让我们看了再说。”
这时下班铃响了，我扭头就走，拖了天翼直奔东华门大街春华楼菜馆。他连问我什么事，我只笑而不答，叫了三菜一汤，六两水饺和两瓶啤酒，大吃大喝起来。吃到杯盘狼藉了，我才告诉他原委，是请他来为我祝寿的。然后抚掌大笑，感到无比痛快。一一自然，我这样飘飘然，颇有阿Q气。但当时想，“精神胜利法”也可以一分为二吧？
但是当我把这故事讲给家人听的时候，他们并不大笑，而只现出一丝苦笑来。我知道自己又错了，正如我津津乐道我所爱的鸭群时那样，这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却使他们产生反感。我应该快快活活地和他们畅度这个假期。于是游湖呀，拍照呀，讲笑话、做游戏呀，但是每人心上都罩着一片阴云：假期马上要过去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回来时是否真个平安无事了呢？……
这种离愁别绪，终当我假满离家，全家在车站月台上送别时总爆发了。妻子儿女个个都热泪盈眶，对车上的我一再叮咛珍重。我确实后悔了：我这十天没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安慰！特别是金玲，一位医生曾背后告诫我：“她这神经质的人，已有神经官能症的征兆了，不能再受刺激。但我此时如何安慰她呢？我只能忍住泪水，强颜欢笑说些闲话。但四双泪眼正对着我，而火车迟迟尚未开动。我受不了，只好将视线避开。此时发现一只小手提包不知放在哪儿子，便借机找寻。等寻找到了，车厢已缓缓移动。我再看看金玲和儿女，她们仍然含着泪水，伸长颈项在张望着我哩！一阵愧怼的心情袭击着我，要说什么，但已无济于事，车轮滚动，人影渐远渐远了！
当我木呆地回到铺位上，对面一位中年解放军同志惊奇地问我：“去很远的地方吗？”我摇摇头。他不解地又问：“那你家里人为什么那样哭哭啼啼呀？”我不知怎么回答。因为我如果说出真情，他可能挪开位置，对我表示“割席”的。我只好长叹一声，倒身假寐。幸好他在半夜里便下车了。
回到干校，形势有了变化，斗争的弦松下了，“敌我”界限也不再如前森严了。特别是掌管我专案组的两位领导同志从北京来找我谈话，又写了一份三千字的材料以后，连里的同志们有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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