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共产党，可是我有不同意见，我提出来了，那不就是跪着造反吗？根据列宁所说，跪着造反就是维护这个制度。
许戈辉：但是跪着造反，听起来，完全是有点两面派。
沈昌文：我想，我只能做两面派，我甚至欣赏这个两面派。这是一个对人生很好的解释。所以我就一针见血，我赞成你，我就是一个两面派。我心里得到平安了，别人再三说我，我有一点没改变，就是我没反过党。我自己没什么想法，我支持有很好意见的人发表这些主张，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它是两面派或者一面派都可以。我觉得这样使得我的心灵得到安慰，这种安慰一直到现在。
从20世纪70-90年代之间，《读书》杂志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沈昌文曾经担任了《读书》10年的主编。多年后，人们评价说，他主持的《读书》杂志，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思想阵地，是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
沈昌文：我从编杂志的时候就深刻地感受到，你要相信读者比你聪明。我们的读者相当有智慧，我经常发表一个人家觉得很荒唐的意见。现在办报最有意思，你到不可讲的时候，用一个什么办法，你讲德国的经验，你讲欧洲的经验，你讲这个秦王朝的经验，你讲什么，然后大家得到启发，于是觉得有改革的必要。
每个月的25日，是ServiceDay，即读者服务日。和读者的交流探讨，是沈昌文在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娱乐活动。他创办《读书》杂志读书服务日，并提出“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4个服务日口号。
许戈辉：所以我相信在《读书》杂志的10年，应该是您觉得最带劲儿的10年，是不是？
沈昌文：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在编《读书》的时候，我从哪里得到力量的呢？是读者来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很多读者来信。有时候我讲了一个拐弯曲折的话，其实这话不是我讲的，或者多半是作者讲的。远在千里以外的一个县城的中学老师，就给我寄来一封信，表示会心，表示懂了，我看了多高兴啊，所以这就是力量，这是给你一种信心，给你一种力量。我们这些做传媒的就靠这些。所以我们《读书》杂志后来就是不参加任何评奖，我觉得我已经有最好的奖了，干吗去参加评奖？评奖麻烦。比如说我告诉你有一条《读书》杂志是评不上奖的，因为《读书》杂志不用阿拉伯数字，都用汉字。
许戈辉：这个也是评奖的标准吗？
沈昌文：那当然了，国家规定用阿拉伯数字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印刷出版物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啊，必须要用阿拉伯数字的。
许戈辉：但是这个是小节呀，在这样的细节上面，小事上面，你为什么那么执拗呢，你反倒很倔了？你为什么不用一点阴谋啦？
沈昌文：这当然要坚持了。不改损失也很小嘛，最多是评不上奖，而我本来就不想去评这个奖嘛。我有那么多读者的来信，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奖，我的印数，每个月都上去。我接手的时候是2万，我移交工作的时候是13万。
许戈辉：今天的三联书店，和以前的这个结构布局是一样的吗？记得当年是请了一位法国的设计师来设计。
沈昌文：嗯，基本上一样。这里都是学术的书。
沈昌文的家很小，二十几平方米的两间屋，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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