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风格如今就被确立了下来。那个年代越来越久远，这些老人中，陈翰伯、史枚、陈原、冯亦代、吕叔湘、夏衍等几位已相继离世，而在《读书》的历史上，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许戈辉：这个中间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
沈昌文：当时都在破除禁区，已经提出了科学无禁区，这个是上面认可的。《读书》杂志第一期主稿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中宣部的，很解放思想，他写了“读书也要破除禁区”。你们没有经历过，当年是连《安娜?卡列尼娜》都买不到啊，所以呢要破除禁区，把这些东西放出来。那么无禁区是《读书》杂志的一个编辑改的，据说改的就是那位史枚先生。史枚先生当时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和我有关系的就是，到以后做检讨都是我去做的，因为后来我主持工作了，上面批评了，要一个党员去做检讨，那当然是我了。我主持，所以我经常去挨批。
许戈辉：那做检讨，您做出什么经验来了？
沈昌文：我觉得当年做检讨，我是立了一功。我承认我们有种种不对的地方，做检讨必须要承认错误，可是不能承认自己有根本立场上的错误，只不过是水平不高。
许戈辉：是不是因为您的为人，还有您的这个处事的方式，就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您自己的周围？也团结在这个《读书》杂志的周围？
沈昌文：对。事实上很简单，连批评你的人，他也懂这些，是不是啊？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认识有很大的改变，所以都应该相信。我又要用政治语言了，有这些信任，才有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我又把不住要拍马屁，真是要命。
许戈辉：那您是哪一年真正担任主编的？
沈昌文：1986年1月，我担任主编。
许戈辉：《读书》杂志的风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立的，大家是怎么样一个思路把这个风格确立起来？
沈昌文：应该说是一创刊就开始确立了。说实话，连我都不能适应，因为我是从做政治宣传工作出来的，喜欢听话的。可是《读书》杂志一出来就有一种特别的主张，这个主张连我都很惊讶，所以一到那里，我也是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但是慢慢就能适应了。
20世纪40年代，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的主张，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20世纪70年代末《读书》杂志创刊，重续了他们的主张，确立了杂志的宗旨：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创办思想评论刊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能够把《读书》杂志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代人精神的引领，这其中沈昌文功不可没。
沈昌文：我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发现，我们当时批评“卡尔考斯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列宁老用一个理论来批判他们，说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跪着造反。因为他们不敢反抗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讲了一点所谓第二国际的特征，就是讲了一点不同的话，自己认为造反，实际上是跪着造反，完全不触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叫他们修正主义。
许戈辉：后来我看到您还专门在文章里写过，您是很提倡这个跪着造反的。
沈昌文：我觉得受启发了啊，我们今天干吗不跪着造反呢。就是说，我不反对无产阶级**，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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