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变成政治的打工仔，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回来最大的打击是这样的。
1950年，吴冠中回国后便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向学生们介绍西方现代绘画，将艺术称之为“疯狂的感情事业”，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势法则等观念。然而很快，在文艺整风中，他被划作“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并被批评道，“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
吴冠中：但是我又不愿意屈服于那些东西，也不愿意搞。而且我讲的就是苏弗尔皮说要搞大的艺术，要搞感人的艺术。什么东西感人呢？穷困，贫穷落后的中国是感人的，因此我想的一些题材都是我们故乡的，比如死了人送丧的，农村的渡船里那些可怜的老百姓，我是想画这些东西。
许戈辉：显然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吴冠中：统统通不过，都不能画。所以就是“死胎”，胎死腹中，永远生不下来了。
由于不愿按照当时的流行模式画人物，吴冠中在中央美院期间创作的人物画，都被扣上了“丑化工农兵”的帽子。1953年，无法在中央美院待下去的吴冠中，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尽管被挤出了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但他的艺术抱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吴冠中：只能离开中央美术学院了。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最焦点的文艺的观点，思想的观点也可以说最极“左”的。那么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教技术而不是艺术了。所以没有思想意识问题，反正是在边缘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搞自己的东西。我一看这个大势啊，我是拧不过这个时代的，那你又不能妥协。因此我学风景画，搞风景。风景、祖国的土地、大自然，它与社会的冲突不那么尖锐。而且王国维当时讲，一切景语（风景的语言）皆情语，都是感情的语言，景里面都是有情的。所以我想从风景里面来表达我的感情。就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从我的故乡开始，宜兴绍兴，到江南，从那里开始，从家乡的风光、风景里面来开始走这条道路。
尽管曾经钟爱着人物画，文艺界领导一番“风景画无害论”，使吴冠中感到觅见了奔向自己目标的独木桥。然而这座独木桥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又有谁人知晓？吴冠中19岁的时候，为自己取了笔名“荼”，喻示自己如火如荼般强烈的性格。在留学巴黎期满面临去留抉择的时候，为了能够创作出震人心魄的作品，吴冠中决定丢下西方的艺术摇篮，奔回自己的家园——祖国。然而他的艺术抱负、他坦率并执着的性格，都如同是当时环境中的一根芒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与打压。在一个艺术家将近二十年精力最为旺盛的创作期，吴冠中经历着人生最炽热的考验。
吴冠中：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苦难，我的遭遇。也就是说在国民党时代，这么腐败，这样贫穷，然后遇到八年抗战，流浪、落后、苦难都尝过了。后来一下子好了，到了巴黎，西方的花花世界什么都看到了。回国后，却是另外一种形势。经过这样几种反复以后，我把客观情况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出去，可能我都比较相信，对什么东西都容易相信。正因为像我这样经历了那么多，我不容易相信，我会有个比较，到底哪个是真理，哪一部分是真理，所以我坚持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