术是漂亮，是使你感觉到耳目舒服的；大路艺术，它是震撼你心魂的，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觉得应该走大路艺术，它震撼的是人的心魂，这让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从这一点讲，我们把艺术看得非常神圣，比什么都伟大，当时是这样。那时候我想成为很大的艺术家，很想有成就，所以就不管一切，也不管法国的优越生活，等等。我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搞出真正的好艺术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回国了。
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诱惑，使吴冠中在去与留之间，不断犹豫徘徊。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您没有犹豫过吗？您没有考虑过，国内是经过了战乱的，而法国一直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您是否应该留在法国？
吴冠中：犹豫，不只是我犹豫，我们所有的留学生都犹豫，这是我们的生命选择。我们一会儿想回来了，一会儿又不想回来了，这是主要矛盾。像我们这样，过去也穷惯了，倒并不觉得法国一定生活好，认为我们穷困就一定想过好日子，不是这种想法的。我们是想怎么样艺术能够上去，法国是世界艺术的心脏，当然见得也多，可能发展得更多，回来可能就闭塞了。
生活还是其次，法国是过得好一点，但当时也不大好，战后的法国也很可怜，生活也是这样。那么回来当然更糟糕了，但生活不是主要的。想回来就是说，在自己土地上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失落感了。因为在国外，人家歧视你，在教室里，老师、同学中间，都觉得你画得好，但是你出了学校到街上，法国人都瞧不起你。那时候中国人很少，他们看到我们是黄种人，以为我们是越南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一般歧视得很厉害。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回来。
回国
1949年，游历欧洲的留学生们即将结束自己的学业，这时的祖国正发生着翻天巨变。留在国外还是回祖国去，吴冠中和同学们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给尊师吴大羽先生的信中，吴冠中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法国导师苏弗尔皮教授听闻吴冠中要离开，遗憾地说：“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你似乎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
吴冠中：梵高在一封信里讲，他的兄弟说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你不要在巴黎浪费你的生命了。这个话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我也是麦子，我不能在巴黎开花，应该种到麦田里去，这样就回来了。当时我们在政治上很幼稚，因为国民党很腐败，我们很讨厌这个政府，那么共产党呢，我们也不了解，没有看过马列主义。当时宣传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少是对帝国主义不怕了。在这种熏陶之下，总的讲政治上我们是拥护共产党来把新中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是抱了很大热情回来的。回来后，政治上，他们也还算不错，有专门接待留学生的，比较优待，给分配工作等。但是后来发现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把艺术看作是唯一的上帝，一切都为它牺牲，但是列宁讲的是“文艺是政治的螺丝钉”，毛泽东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因此艺术完全变成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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