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写小说。
许戈辉：什么时候写小说的呢？
虹影：1983年的时候写得比较正规，老用第三人称写，现在正好20年。
许戈辉：真的？你觉得小说和诗歌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虹影：诗在我的生命中很特别，我把诗比喻成我的血肉，把小说看成我的骨头，这两者谁也离不了谁。当我用诗歌表达我自己时，很难有人能读懂，能理解我的心，当我用小说表达我自己时，更多人能明白我想说什么。
许戈辉：你的小说因为把它标明是自传体，所以很多人当然就会从这里面读到你真正的生活，可是中国人有一种文化习惯叫家丑不外扬，你的小说里面却把自己的身世，从父亲到母亲，到哥哥、姐姐、弟弟什么的，都写到了。你为什么会选择去写这些揭伤疤的东西，还不怕告诉人家说这就是你自己？
虹影：我想这需要一种勇气。我18岁那年，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心都震裂开了，从小迷惑着我的许多谜，周围的人都知道，包括我的姐姐、哥哥和亲戚，就我一个人不知道，他们与我之间一直有着隔膜，我的邻居也因此而欺负我。
当所有的谜底都被揭开时，我就特别想写，如果那个时候我写这本书，最多不过写成伤痕文学中的一本，或者说跟其他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控诉别人之罪的书差不多。这类书有一个特点——非常缺少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忏悔的精神，认为所有的错都是别人做的。
18岁时我没写，一直等到16年后，我才拿起笔来写。这有两种原因。一是我已经心平气和了，不再带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当我记述过去的一切时，我觉得就像做一个黑白的电视纪录片一样，把每一个场景，当年发生的一切都忠实地展现出来。我的笔就是一把手术刀，它把我自己毫无保留地划开。作为一个作家，很少人具有这种勇气。每一个人都会说，你不能这样做，首先我的家人肯定最反对。但我这么做了以后，我非常非常地释然，我觉得这本书达到了一种目的，就是让我的家人更了解我，更理解我。我的母亲非常地骄傲，再也不觉得因生下了我，就像霍桑的“红字”一样是一个耻辱在她的脸上印着。她当年抵制了一切把我生下来，把我养大，她觉得非常值得。另外，我想我也是为了最下层、最普通的不识字的妇女，为她们说话。她们有她们的情感，但是她们根本无法发出任何声音；她们的命运、她们的痛苦没有任何人能代她们表达。我觉得既然命运或者是上帝选择了我，我就有责任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我有责任为她们说话。
许戈辉：这种责任感你是怎么意识到的？18岁时你是怎么离家出走的？
虹影：18岁时，每天都处在恐惧当中，因为我发现有一个男人经常跟着我。那天我终于忍不住跟母亲说了，我母亲马上反应特别激烈。在我的追问下，母亲讲了我是如何出生的，我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亲生父亲。于是我对母亲提出，我必须见这个人。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跟他只见过一面，我和他见面的时候，他特别希望我叫他一声“爸爸”，但是我没有，我觉得我非常残忍。我写书的时候，也算是一种自我忏悔。他实际上也是为了我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我，做了非常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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