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和严歌苓所有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懂得主动去爱，去享受性的快乐。严歌苓把这归纳为女人的佛性，一种天然而来并且不被改变的佛性。
严歌苓：我觉得理想的女人不是作为取悦男性的一种人，她本身也是一个被取悦的人，就是相互之间都在取悦，在共同地share（分享）一种pleasure（快乐），所以我想这是我的一个wish（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存在，当然小说都是寄托了一些梦想的。
严歌苓12岁来到西藏当兵，是部队文工团里最小的舞蹈演员。都市优越生活的过早结束，却让她接触到最辽阔的东西。在创作中，她的脑海里闪现的尽是壮阔的意境，摆脱了小女子的纤细情怀。
许戈辉：我发现你的作品里边，不断地塑造各种各样看似柔弱的女性，但事实上一点儿也不弱。而且你自己也强调过，说你认为女性不是第二性。我觉得这一点，是不是和你的部队生涯有关系？
严歌苓：对，其实在部队里面，女兵的对立面就是成年的、比她们有权力的男兵。实际上这对她们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就是说你一再地感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那种弱势。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吧，就促使我好像也就是下意识地去想，我们为什么成了第二性呢？我常常在说，难道阴柔的就是接纳体，就是客体吗？你说太极图里阴和阳的关系，其实它这种退，这种守，实际上已经把这种进，掩埋在退当中了。就是说从宇宙、阴阳，整个地看起来，女性就是这种包容，不能说她是第二性。我觉得男性、女性都是第一性。
严歌苓20世纪60年代生于繁华的大上海，童年经历了父母离异。
1971年，能歌善舞的严歌苓被成都军区歌舞团选中，以12岁的年龄幸运地成为了一名舞蹈小兵。
二十几岁的时候，她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频频目睹死神的降临。
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自费赴美留学攻读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的研究生。和大多数自费出国读书的人一样，在美国求学期间，她为赚取生活费和学费，体验过做餐厅服务生、带孩子、照顾老人的生活。
严歌苓：在部队时我是一个异己分子，因为当时在部队的大多数人的家庭背景是和我们家不一样的。当时是在“文革”当中，我爸爸还在被批判，还在农场被改造。
许戈辉：所以你说在那种情况下，你能被吸收到部队，挺意外的。
严歌苓：对，所以有时候讲话，比如说我耍一耍幽默，耍一耍贫嘴啊，就会有人说，哎，你注意啊，你这样讲话是不对的。这样我就变得比较有自我意识，就觉得，我为人处事要当心一点。当时我又干了一件坏事，就是在15岁时谈恋爱。我一谈恋爱呢，它就不是一个小孩儿违反纪律的一点小事儿，它会联系到你的家庭，说你是坏书看多了，资产阶级的书看多了，然后使你这样小小年纪就看到这么复杂的东西，对吧？那么在这种时候，你就非常伤感，你觉得你好像是很孤独的，很不安全的。在这种时候，你完全没有朋友。这个成长阶段，我觉得是一个创伤累累的成长。
严歌苓坦言是基因决定了自己的写作身份。她来自真正的书香世家，祖父是留美博士、翻译家，曾与鲁迅是同事，回国后曾执教于厦门大学，父亲是著名作家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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