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也成了半个河南人。她学会了河南特有的方言和土语。即使是离异后，严歌苓依旧把李准夫妇当成她的第二父母。
《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得益于李准夫妇生活中给予她的河南生活和农村风俗教育，还有传统家庭具有的温暖与热闹。
许戈辉：我挺难想象，你能够操着一口河南话。
严歌苓：河南话咋着，我很喜欢。我觉得非常有力、简洁，有时候还带一些古字，很有意思。
与前几部作品不同，严歌苓放弃了对于旅美生活的写照，挑选了一段远离自己生活环境、远离自己生存时间的故事，描写了一个20世纪40年代的童养媳，为了保护自己的公公，将他藏匿于红薯窖近30年的故事。
小说《第九个寡妇》写的是一个名叫王葡萄的女子，从少年、青年直至暮年的故事。她是一个背着巨大的、不可告人秘密的寡妇，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土改时将被错划为恶霸地主的公爹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红薯窖几十年。这段岁月正是中国农村发生纷乱复杂的变化的历史阶段。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严峻的人性、人伦考验，大多数人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而强悍朴拙、蒙昧无邪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则始终恪守其最朴素、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危机……
严歌苓：这个故事我听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不知怎么搞的，虽然我成长了，我的境遇变迁了，它却总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在我的记忆里面，不断地出现。后来我写小说了，我就在想，怎么来写这部小说。对传奇的东西，有的时候你总是要觉得，你不要弄出来像一个通俗故事似的。所以，我觉得这本小说我花的最大的工夫就是搜集这些细节呀，语言啊，使它的血肉让人感觉到很真实，有质感，然后使它的这种传奇性淡化，使它变得无奇。
为了将传奇化为无奇，严歌苓将这次创作拖延了20年。
2004年，严歌苓的丈夫因工作调到非洲，她跟随丈夫定居非洲。那里原始的民风，自然得让人忘掉城市里攀比的生活，忘掉物质生活带给人的心理压力。严歌苓说，自己在非洲被泡洗了一遍，“我在那儿写了很多东西，写得开心而丰产，《第九个寡妇》就在那写的。”
许戈辉：这部作品充满了中国乡土气息，跨度有40年，这么有着文化背景的一部作品，居然是在如此遥远的异域写出来的。
严歌苓：是的，其实它们也有一点相像的地方，就是那种洪荒的感觉，就那种没有被现代化、没有被工业文明影响感染的那种感觉。土地，那里的土地是红的，到处可见，然后还能到处见到小村庄，很原始的生活状态。这些东西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挺刺激我的想象的。当时从大使馆的居住区走出来，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很多黑人妇女的劳动情况。男人很懒的，坐在一边抽烟或者是喝酒，那些女人们总是像蚂蚁一样在那儿无声无息地忙。男人总是坐在那儿，我不知道她们的男人是有什么功用，大概就是造了这些孩子吧。所以我就一再验证，就是女人的那种顽韧和柔韧，一方面是忍辱负重的，另一方面就是易受伤害的。这两种结合起来，我真的只想塑造出这样一个很立体、很质感的女人。
尽管王葡萄这个小寡妇生活在闭塞的中原、闭塞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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