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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创作完成的《西藏组画》，成就了陈丹青在中国当代绘画史上的地位。他曾经在毕业的时候说，如果把他的这组作品纳入现实主义，他实在不敢担当，并且受宠若惊。对苏联绘画的崇拜，是他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西藏组画》是陈丹青的七件毕业作品，在1980年展出后外界给予了这个名称。这部作品彻底摆脱了苏联油画多年来对中国油画的统治而开“生活流”和“乡土情”之先河，树立了中国油画的又一个里程碑。被视作1949年以来中国油画在造型艺术上体现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最成功的作品。
而陈丹青则把《西藏组画》认定是失败的，至少是未完成的作品。那时的他们只是有个撞上时代的机会，此后却未将当初的命题延续并展开。2000年回国后，他发现《西藏组画》至今还有持久的影响，仍是他的标志，除了惊讶外，并无自豪之情。
许戈辉：我在你的一些文章里，看到你经常提到记忆这个概念，是不是记忆里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东西？
陈丹青：我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我16岁插队，一直插到25岁。就在江西和江苏两个地方流窜，上了火车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现在。现在我翻回去想，那是非常好的一段日子，我开始自习绘画，当中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师，其中包括陈逸飞①。
陈丹青13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艺术院校的大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关了起来。父母均为右派的陈丹青也融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洪流中。学习绘画的梦想，被吊在半空，不敢说，也无处去说。
陈逸飞比陈丹青年长多岁，他们是同乡，相识于“文革”中的1972年，同在苏北农村插过队。那时的陈逸飞是上海美专公认的三大才子之一，他对陈丹青的艺术道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80年代他们先后来到美国，1983年两人在纽约结生芥蒂，直到陈逸飞去世。他们不再往来，而仅仅是在一些活动上偶尔做做嘉宾，碰碰面。
陈逸飞走了以后，陈丹青不断感慨：他走了，没有人可以替代他，从此上海少了一个话题。我不相信，中国的艺术界可以有人取代这个话题。
陈丹青：我当时羡慕的就是像陈逸飞那样的职业画家，因为我当时是一个农民，他们是职业画家。
许戈辉：在当时你不能把知青称作农民吧？
陈丹青：真的是农民。
许戈辉：在当时你认为你自己是农民吗？
陈丹青：他们叫我们知青，但是我们的户口就是农民，因为我们按照农民的标准来领粮食。
许戈辉：可是恰恰因为你的户口是农民。那个时候，一个上海的青年到了农村，他一定在心里反复地告诉自己，我不是农民啊。
陈丹青：不，不，不，当时的价值观就是做一个农民是光荣的。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唱歌，长大要把农民当，结果真的当了农民。当然是非常绝望的。我最绝望的就是我一辈子得当农民，我跟在牛后头下工回来，在田埂上走，非常绝望。天开始黑下来，我想完了，我到老都在这个村子里面。但问题是会有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做农民也是很诗意的一件事情。
许戈辉：诗歌的“诗”，还是失落的“失”？
陈丹青：诗歌的“诗”，比方说我们从小念唐诗宋词，全都讲的是农耕生活。再有就是我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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