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说这些事情，或者有，我没有听到。艺术家有点大惊小怪，我知道。
许戈辉：你觉得自己也是会“大惊小怪”的这一类人吗？
陈丹青：大惊小怪，就是对于一些司空见惯大家都不会惊讶的事情，艺术家可能要在那叫板，如果我胆敢说我是一个艺术家的话。
画家、作家、老知青、老愤青，很难用一个词把陈丹青这个人概括清楚。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美术专业研究生，27岁时，就因《西藏组画》①声名鹊起。1982年旅居美国纽约。2000年，应清华大学邀请回国任教，担任博士生导师。5年后，53岁的陈丹青因为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苟同而辞职。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他的辞职信中如是说。
许戈辉：当你已经到了现在这把年纪，发现自己满怀热情回国来投身的教育事业，让你这么沮丧、灰心时，在这一段时间，你的认识又有什么转变呢？
陈丹青：我不为我自己沮丧，我自己没有什么要沮丧的，因为我差不多已经被搁在一个非常受尊重的地位上，我不会损失什么，我的生活也很正常，挺满意。我沮丧的是，这么大面积的一个牵涉所有年轻人命运的事情，就这么不可改变。教育它真是一个牵涉国本的，而且牵涉一个大理想的东西，今天被弄成这个样子，这让人非常沮丧。更沮丧的就是我个人只能退出，没有任何良性的方式能够让我继续做下去。
许戈辉：那退出算逃避呢，还是算超脱？
陈丹青：逃避，一定是逃避。赶紧逃避，逃避以后，我可以把自己救出来，我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虽然我微不足道。
《退步集》是陈丹青的第四本文集。从2000年到现在，陈丹青先后出版了《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和杂文集《多余的素材》等十余部作品。他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既没脾气，又没架子，只有部分文字中才能看到我的愤怒。”
许戈辉：有人说现在陈丹青有一点弃画从文的趋势，我觉得弃倒还不至于，但是好像是接触文要更多一些。
陈丹青：票友，就是票友。我起先是在纽约业余写写，因为有出版社邀请我出书。回国以后，正好我的第一、第二、第三本书在头三年就陆续上市了，上市以后，完全没有想到会有很多读者，而且差不多都是二版三版这样子，这个会撩你，就是你觉得，哎，有人要看我的文字，我就会保持去写。
再有就是，很多感受你画面上是画不出来的，文字却可以写出来。我在纽约18年从来没有画过纽约，但是在我的文字里面可以谈纽约。
许戈辉：是因为觉得纽约太大，画不出来吗？
陈丹青：不是的。我是“文革”一代人，我们的美学差不多是苏联的，苏联美学就是革命的、悲剧性的、主题性的、历史的那样一个东西，而且主角大多是革命者，比方工农，这是我们少年时期受的一个教育。所以等我醒过来，到了纽约我发现，这是非常非常过时的一个东西，我面对一个都市文化，非常摩登的一个世界，我过去那一套语汇，没有办法去说它，也不太想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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