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的三年真是不容易。偏偏从六〇年到六二年适逢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严重威胁，什么东西都是定量供应，且数量少得可怜。再说，罗远家原本经济十分困难，如今更是雪上加霜了。
六二年是高三的最后一学期，也是学习最紧张、最刻苦的一学期。今天的学生，不要说是高中毕业生，就是初中毕业生复习迎考，家长除了要为他们改善饮食，增加营养外，还得买补脑汁、十全大补丸等各种滋补、营养品。然而，那时候的罗远们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营养了。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学校虽不停课，但为了保存学生的有限体力，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像体育课、早操、课间操、课外活动等，消耗体力的课程，一律停止，不必要的活动尽量减少。就在这样磕磕绊绊的生活道路上走来，他依然凭借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踏实的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使得各科学习成绩一路领先，占据了制高点，成为全校惟一取得各科成绩“满堂红”——全是五分的（那时是按照苏联的五级记分法，最好是5分）优秀毕业生。并且被推选为全校惟一的毕业生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在市人委大礼堂举行的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受到当时的金仲华副市长和教育局长陈琳瑚的接见。
尽管，罗远的突出成绩完全有资格当选为代表，但校方考虑的另一个原因，显然是预料到像他这种情况，很可能确实要具备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打算；否则，心理上将会承受不了打击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代表也就非他莫属了。可是，我们的罗远当初被选中时，还满心喜悦地认为：有了这个别人无，自己有的独特条件，还怕上不了大学？恕不知恰恰相反，这正是你落榜的先兆！对此，他要到十几年以后，才会清醒地领悟。足见，罗远在政治上仍是多么的天真啊！
班主任余先生的心情也十分复杂，她既为自己能有如此品学兼优的学生而感到欣喜，又为罗远的前途而担忧；更为他能否经得起考验而惴惴不安。所以，余先生在罗远当选为代表，并乐颠颠、喜滋滋时，就很及时地给他泼了点冷水，与之谈心。
余先生说：“你当选为惟一的代表，做老师的心里高兴，也向你祝贺！不过，我希望你要有清醒的头脑，既然党和国家号召你们要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么，我们不妨多往第二种准备：万一考不上大学方面想想。只有对不好的一面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不至于到时候心理上承受不了。因为，说得坦率些，对于好的方面，是毋须什么准备的；试问：哪个学生不想考上大学呢？”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对学生视同自己的儿女，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何况，罗远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呢？怪不得余先生在后来四十周年校庆时，曾说过：“像罗远这么优秀的学生，我几十年间也就遇到那么二、三个。”
余先生的金玉良言，对罗远来说，不啻是一场及时雨，使他发热的头脑能够降降温，而且，还是一支镇静剂，能够回复到清醒的状态，冷静理智地去思考。
然而，这镇静剂的药力一过，罗远依旧被过分自信的思想占据了上风，这是他性格的悲剧所在。
由于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可想而知，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肯定不小，一九六二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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