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成为伴随我至今的一个性格特点：我总相信自己能够得到期望得到的东西，相信自己能赢。后来，当父亲接到电话说我已经考取北大时，我甚至没有感到特别兴奋。对我来说，这个结果早已是预期之中的事。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我逐渐明白了这样一点：我们在生活中得到的，只是我们期望得到的结果。换句话说，为了得到一种结果，你必须有相应的期望。在我后来读过的许多书里，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中国有句老话，管这叫“心想事成”。
而即将展开在我面前的大学生活，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
1980年，“文革”结束后的第四年，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这时的中国正逐渐对外间的世界敞开大门。那是一个多少有些让人眩目，又异常激动人心的年代。我以前听过的大部分歌曲都是革命歌曲，现在能够越来越多地听到吉他演奏的以爱情和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的乐曲。它们对我来说，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父亲特意给我买了一把吉他，作为考上大学的奖励。我对美国和英国的流行音乐和民歌非常喜爱。当时，西方国家正在流行新浪潮、合成流行乐、早期嘻哈和金属乐，而在中国，西方二十年前的流行音乐我们此时才刚接触到。
教我们口语的美国老师中文名字叫赫本安，为了帮我提高语言技巧，送给了我一本美国民歌集。我自学了吉他伴奏，开始跟着“西蒙和葛芬柯”、“彼得”、“保罗”、“玛丽”等欧美乐队的演唱录音学习英文歌。当我接触到甲壳虫乐队演唱的歌曲时，觉得他们的用声方法十分特别。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爱情歌曲是在1978年我二哥周勇刚进新华社工作不久。有一天，二哥邀我到他宿舍去听一个叫“邓丽君”的人唱的歌。以前我听到的几乎全是革命歌曲或样板戏，心想，中文歌能有什么好听的呢。二哥把一台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搬到他的宿舍。刚一开始放，邓丽君唱的《香港之夜》就完全令我陶醉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以前，我还从没有听到过用中文演唱得如此动人的爱情歌曲！
第一次见到砖形的盒式录音机时，我不懂得这种录音机如何使用。因为原先只见过那种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记得有一回，一位大学同学说起“立体声”，我对这种东西是什么毫无概念，直到他让我试了一下他的随身听。那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当时，我只有一辆自行车。那时候，拥有私家车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我上大学期间，雪铁龙被引进到中国。我于是开始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辆汽车。当国内重新开始引进西装时，我曾兴奋地对一个朋友说：“哇，能想象得出，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穿上西装吗？”在我看来，这样奇妙的景观简直不太可能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就好像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乘坐飞碟上下班一样。我曾在纸上信手涂鸦，画了些小人儿，个个都身着西装。我觉得，能在当时的中国长大，真是遇上了好时候。因为男士穿上西装在我看来，真的很帅。那些年里，让人感觉最赏心悦目的变化也许就是女士们已经不再穿那种色调单一、样式古板的衣服了。她们已经开始烫发、穿高跟鞋。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经过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这座饭店始建于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