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一方面我酷爱音乐，英语听上去很有音乐感。我说过相声，从小就喜欢模仿方言，从一开始学英语，老师就一直夸我发音好。另外，有一次我去北海公园春游，看见一位陪着老外参观的中国小伙子正在用英语给老外做讲解。我被这一情景吸引住了，心里想：翻译这个工作不错啊，只要带着嘴，所有本事就都带上了，不管走到哪儿都能有饭吃。于是，我便选择了报考英语专业。
确定了考大学这个目标以后，我还需要给自己创造最好的机会。恢复高考后，中国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参加高考，还包括“文革”十年间没有机会上大学的许多大龄考生。1977年第一次恢复高考时，考生录取率只有大约4％。此后几年的高考录取率也仅比这个数字略高一点儿。可见，当时高等教育资源之缺乏。当时，重点中学考生的高考录取率远远高于普通中学。1979年我十七岁。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骑车十几公里来到昌平二中，希望能和校长见上一面。我们初中毕业时错过了考这所学校的机会，现在离高考只剩下一年，想要转到这里上学必须得到校方的特别批准。在这以前，我曾听别人说过，昌平二中有一位教英语的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最早一届的毕业生。我们后来又跑了几次。鉴于我在此前的全市模拟考试中数理化三科成绩都在90分以上，而且有这样高的求学热情，这所学校最终同意接受我进入文科高考复习班主攻英语。
我过去成绩一直优秀，但是到了重点高中以后，第一次考试成绩只排在班里中等。我的好强让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名次。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我每天都会凌晨五点起床去教室读书，晚上ll点回到宿舍。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成为全班第一。三个月后第二次考试的时候，我果然超过了原先成绩最好的几个同学，成为班上第一名。这件事让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周围环境的产物，同什么人相处，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谓“近朱者赤”，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懂得了，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有了这种目标，再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期望的结果。在这以后，我也更加自信，知道自己完全有能力同任何人竞争。这种自信心，加上对于目标以及努力的重要性的感悟，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我实现了更多的愿望。
那一年我住校，只有周末能骑车回家一次。我们住在很大的集体宿舍里，学费是由国家负担的。我们睡的是上下铺。冬天夜里要去厕所，可就惨了。因为厕所是露天的，我们都是跳下床，撒腿就往厕所跑，解完手再撒腿跑回来。所以，夜里经常听见各宿舍的同学快速的跑步声。
这一年，我很快为自己定下了新的目标。我要考上北大的英语专业。这个目标在当时这所学校，还没有人达到过。我仍然坚持凌晨五点起床，一直学到晚上十一点钟，只有在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才休息一下。我放弃了所有课余爱好，把心爱的小提琴收了起来，把乒乓球拍挂在墙上，整整六个月没有任何娱乐。我的精力完全集中在学习上，生活变得非常单调乏味。母亲看到后暗自为我担心，怕我承受的压力太大，甚至怕我万一没考上，会不会做什么傻事。
有一天去食堂的路上，我忽然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放李谷一唱的《我们的生活比蜜甜》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简直太美了！当我被这首从校园广播喇叭里传出的歌曲感动得几乎落泪时，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已经变得多么枯燥。我想象着有一天，自己会在北京大学校园，在美丽的未名湖边散步。我知道，我的目标实现以后，我就可以用轻松的心情去体验成功所带来的惬意；也会更愉快地享受我所钟情的各种美妙的音乐了；我现在的努力最终将会得到回报。
就这样，凭借着后来成为我成功基础的决心和韧劲，凭借着这种刻苦努力和全身心的投入，经过一年的时间，我终于以390分的成绩超过了当年320分的外语类考生录取分数线。
从高考录取比例来看，我考取北大英语专业的几率本来不大。因为北大英语专业在北京地区只招收二十人。而北京地区报考英语专业的考生成千上万。由于我最拿手的地理单科考试发挥失常，我的高考总分并不太高。英语单科成绩虽是全县最高，也只有88分。笔试这一关通过之后，我还要和一百四十多名考生一起冲刺口试这关。这一百四十多名考生中，有不少是北京各大院校的子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紧张，也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否能考上。在这样的时候，我不想被“是否”、“假如”之类的想法干扰。也许是因为求胜心切，当时我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相信自己一定会被北大录取。
口试那天，是大哥陪我去的。他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同事在这以前，曾经对他表示过疑虑，认为考取北大对我来说会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怀疑丝毫没有影响我的表现，因为我觉得，他们并不了解我和我报考北大这件事情上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