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我的四妹韦君之去世了。
当我赶到病房的时候，她已经停止呼吸。我抚着她盖着洁白棉被好像还温热的身体，没有哭泣，只是喃喃地说：“你不再受苦了。身上也不疼痛了。老四，你平安地去吧。”
她去了。她比我年轻，却先去了。她是个高级工程师，不是死于一般营养良好的老人常得的病症一一心脑血管疾病或癌症，而是死于穷人的病一一肾盂肾炎转尿毒。直到我像送人远行似地送她进了太平间，回来坐在自家的书桌跟前，回想她的一生，我才觉得眼泪忍不住了。
我必须为她写点什么。不是因为她有多少丰功伟绩，她只是个极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要写这个普通知识分子。
她比我小四岁。当1937年抗战爆发我离家南下的时候，她初中还没毕业，我怕她出去不会料理自己，就没有带上她同走。后来在延安我碰上了一个刚从天津来的认识她的女同志，说她“现在在念书”。以后我也接到过她的信，是她的结婚照片。披着纱，戴着珠花，穿着软缎西式长裙，脸上显然用心化妆过。信上还说她做梦梦见了我在边区所生的小女孩，穿着蓝天鹅绒小衣裳，多么漂亮……唉！那时我只觉得我的家庭和弟妹，离我已经有多么远了’。以为她们大概再也不可能和我走一条道路。
没有想到，熬过了抗战，又来了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们的解放大军包围了城市。我竟得到机会在1947年年底从老解放区化妆潜回北平，又见到了她和家里人。当我身穿一件旧蓝布大褂，像农村妇女那样用两个发卡别着头发，走进家门时，迎候我的妹妹们已经把佣人都打发开了。自己把着大门，招呼我赶紧溜进屋去，换上一件适合身份的橙红色驼绒旗袍，才敢出来见人。我见到了四妹和第一次见面的四妹夫黄云。这时他们俩已经都是好几年的工程技术人员。那几天，我住在这个虽然极口叫穷却依然显得陈设华贵的家庭里。听他们每天谈的除了向我打听解放区情况之外，就是大骂国民觉。黄云问：进解放区要不要都参加共产党。四妹断言，国民党已经完全众叛亲离，他们用不着怨共产党。她说：“现在连舞女都请愿。难道这些舞女还可能是受共产党煽动的吗？是国民党自己实在该完了！”她那时正在铁道科学研究所做化学研究工作。她说：上班没事干，就把很值钱的细砂状化学试验材料打开几管，磨竹针织毛衣，这年头有什么法子呢？
后来我要回解放区了。过去参加过革命的三妹决定跟我走。四妹什么也不说，只是大哭起来。她大概知道这是不能挽留也不应该挽留的，但是姐妹之情有点合不得。那时候，我看他们夫妻俩对于共产党实在没有什么认识，一本书也没看过。但是对国民党却很有认识。当然这不是依靠她十五岁时候接受的那一点点革命宣传，而是依靠她对于当时现实生活的深切体会。
后来，三妹没有走，却和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到我回解放区大半年之后，四八年初秋，四妹和四妹夫黄云忽然一起到解放区找我来了。我不知道他俩是怎样下这个决心的。他们一下子来到了平山县夹峪村，出现在我那没有桌子只有砖炕的卧室中间。我一看她，身穿花布裤褂，服装像个乡下女人，头发却还是像城市妇女那样毛茸茸地向后梳着，脑门上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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