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总是遗憾自己没能早生十年，没能亲眼见到父亲当年驰骋大后方文坛的英姿与风采。据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图审会”删改他的《结婚进行曲》，竟于剧场门口贴出广告，宁愿剧团停演；又据说为了抗议特务捣毁他于其中提任副刊主编的《华西晚报》，竟跳上了青年会的露天舞台，厉声斥责国民党的卑鄙伎俩……
前年我动笔写《陈白尘评传》，当写到解放后十七年时，我踌躇万端难以下笔了一一整整十七个年头，父亲的全部创作竟抵不上抗战中的一年！我想将其归结为事务工作的繁忙一一他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及外委会的副主任，整日陷于送往迎来及大小会议之中。但这不须说，肯定是自欺欺人了，父亲在写作上是快手，当年写《升官图》时，二十天就完了稿，这是众人皆知的。我不想回避解放后的那段历史，也不想回避父亲当时的心情，我考虑再三，这样开了头：“天亮了，解放了！陈白尘忿詈诅咒的社会终于推翻，企足而盼的时代终于来临。他期待自由地写作，渴望放声地歌唱。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巨变，要想适应它必得付出昂贵的代价；这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要想接受它更得付出巨大的牺牲。整整十七年，他兢兢业业，不敢懈怠；勤勤恳恳，不敢落伍。但是在数不胜数的‘运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右铭：‘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这究竟是可喜之得，还是可悲之叹？作为一名作家他是歉收了！他赧颜，他惭愧；他更痛苦，更无奈。他只能苦涩地’称呼自己：终于成了一名‘空头文学家’。”父亲看完我的书稿没有吭声，似乎是极其悲戚而又无奈地接受了这段文字。
这是否又是一场人为的坎坷？它终于使父亲浪费了他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一一全国解放时，他刚年届四十。然而在当时，我却因年幼不能理解父亲的苦闷心情。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次我颇为不满地责问父亲：“院子里别的孩子的爸爸都为我们小朋友写过书，就是你……”父亲苦笑着摸摸我的头，没过多久，竟然也写出了一本儿童读物《黑旗宋景诗》，很是让我在同学面前自豪了一阵。然而七、八岁的我又哪里会懂得，住在这个作协大院中的众多人的爸爸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作家了，他们或以小说，或以散文，或以诗歌，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篇章。如今他们和父亲一样，被困囿于只能描写工农兵、只能歌颂新人新事的狭窄范围，更何况还有无数的“思想改造”与无数的“文艺整风”在等待着他们，于是乎便不得不纷纷“改行”了。不少人竟选择了儿童文学作为自己的归宿，变成了小朋友们的朋友，这不知是喜，还是悲。父亲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如此。他最擅长的武器是讽刺喜剧，但是新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岂能允许他再继续使用？他钟情于太平天国的历史，但是“忠王不忠”的最高指示，又断了他写作的后路。父亲不得不苦恼地形容自己，他是真正的“进退无据”了。
其实十七年中问父亲也写过几个剧本，比如电影《宋景诗》和(《鲁迅传》、舞台剧《第二个回合》等等，但是它们都只能算作“奉命文学”，绝非出于作者本人的自愿。可是话又说回来，像父亲这样连一点点工农兵生活都没有的人，不去“奉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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