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虹
父亲极其平凡，他一生只知道默默地耕耘，在一沓沓的稿纸上。就连他的去世也是那么静谧，在一个初夏的深夜，没有惊动任何人。然而阿甲先生送来的挽联，却让我细细地品出了父亲的不平凡一一“坎坷踏尘世，执笔到白头”。这是父亲一生的写照，也是父亲一生的追求。然而我却始终搞不清，到底是尘世间的坎坷导致了父亲去选择执笔到白头的人生道路呢？还是执笔到白头的选择给父亲带来了他这一生的万般坎坷？我总觉得父亲这一辈子活得太苦、写得太累了，尽管他从来无悔。他似乎是从创作中获得了他人所无法理解的乐趣与力量，他是真正地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欣慰与满足。
父亲能成为知名的作家，这颇有些令人意外。论遗传，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均为平民百姓，其文化水准也仅止是“脱盲”而已，绝对没有任何“基因”可谈。论故乡，那就更谈不上什么“钟灵毓秀”了。苏北平原是既无名山，又无大川，在幼年的父亲眼中，满目都是黄河改道后遗留下来的一片灰黄，实在是难以孕育出诗人与艺术家的。至于说后天的“启蒙”，则更为可怜，其家贫难以读书姑且不谈，仅家乡的闭塞，竟使他十八岁以前根本不知鲁迅是何人《新青年》为何物，以致当他第一次看到《易卜生集》时，还以为是一本卜卦的书呢。父亲曾戏称自己说，在成才的路上，他是彻底的“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我是在父亲四十岁上才来到人间的，而且是他与母亲的头生女。为此我知道了在其之前不仅父亲自己穷，而且他的祖上也穷。因为他说过，之所以1948年才让我投胎人世，完全是因为这一年父亲进了上海昆仑影事公司，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了固定工资。父亲年轻时何尝不相读大学，不想出国深造，但家境的贫寒使他只能“另辟蹊径”——1926年，十八岁的他怀揣着依靠奖学金才勉强获得的初中毕业证书，只身来到上海，投考了一家“野鸡大学”，只因它不追究学历。父亲终于半工半读地上了、两年大专，其间又因屡屡停办而连续换了三个学校，直到终了也没能拿到一张正式的文凭。晚年时，父亲每每叹惜自己的命运：此生既无像曹禺那样的接受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机遇，也无像吴祖光那样的被公认为“神童”的天赋。他将自己以前写下的一句话印在了《陈白尘论剧》一书的封面上：“像我这样一个自学式的写剧人，只好在黑暗中摸索……”我的确很同情父亲，听母亲讲，抗战期间父亲写《大渡河》时，头发整把整把地掉，一夜之间竟能将枕头都盖黑了。父亲称自己是在一条布满了荆棘的路上吃力地探索，该时他才三十四岁。
但是父亲最终还是选择了文学，而且用今天的话来说，竟也自学成了才。这是因为当年的私塾老师姜藩卿先生慧眼识珠，每每在他那与众不同的作文上画满红圈，以致引起了他写作的兴趣呢？还是因为初中的校长李更生先生教育有方，让他首次学习到了白话文，并接触到了文明戏？再或是因为南国艺术学院的院长田汉先生偏爱有功，屡屡让其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终于被“潜移默化”了呢？父亲十六岁那年即开始投稿了，而且他的“处女作”《另一世界》竟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世界》杂志上获得了征文比赛第十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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