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颇有些令他这个小县城里的初中生惊喜若狂了，因为在他的名次之后还有好几位大学生呢！十九岁时父亲又胆大妄为地邀了几位同学，编辑出版了铅印的“个人杂志”一一《萍)，并且拿到当时红极一时的新月书店门市部去销售，这该是父亲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第二步。
但不管是姜藩卿也好，李更生也好，以及后来的田汉也好，均没有一个人教他写过戏，教他怎样当作家。他们更多地教他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奋斗，如何与命运抗争。父亲由衷地感激他们，他始终称他们为自己的“恩师”。
如果说父亲当初选择了文学，还仅仅是凭着兴趣的话，那么他成为革命作家则完全是命运的安排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在出版作家回忆录《我的第一本书》时，曾向父亲约稿。父亲在文中的回答是：“我的第一本书为1936年出版的《曼陀罗集》。”也就是说，父亲认为他从此时起才真正算得上是一名作家。
其实在此之前，父亲已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了，但他竟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不为尊者讳，不为长者讳，我也确实感到在他以前的那些作品中多少有一些“无病呻吟”的味道，其主题也均未超出男女之爱的范畴。那是他在南国艺术学院关闭以后，为湖口而生编出来的文字，他称呼该时的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丐”。l932年父亲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同年秋即遭逮捕，次年又解送镇江，由江苏省军法会审处判处了五年徒刑，这漫长的岁月如何度过？父亲不由得苦闷起来。这时南国艺术学院的老同学赵铭彝来信批评了他：“你的笔难道生锈了么？”父亲有如迷途之中见到了航灯，他说他至此才明白手中的笔原来还具有战斗的作用。
父亲去世以后，他当年的同窗难友施亚夫伯伯前来吊唁。老人无限深情地对我说：“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一定要画出一幅你爸爸在狱中的写作图！”一一就在五号囚笼那阴暗的光线之下，就在赌犯与烟犯们的碹嚷声中，父亲坐在自己尺许宽的铺位上，背后倚着一根爬满了臭虫的木柱，膝前则用被子叠成了一个方形的“写字台”……在施伯伯的描述中，我仿佛看见了当年有如老僧人定般进行写作的父亲，看见了那个戴着镣铐的独特的“监狱作家”。从1933年到1934年，父亲一共写下五十多万字的作品，取材大多为黑牢中的残酷现实。其中小说占了三分之二，剧本为三分之一。父亲以两块大洋买通了看守，稿件便秘密地寄往狱外，在赵铭彝伯伯的帮助下，它们得以陆续不断地在受到左联领导或影响下的刊物上发表。《曼陀罗集》中所收集的作品，便是父亲在狱冲写下的若干短篇，由于受到了巴金先生的喜爱，待父亲出狱后，便由他亲自出版，收在了该年的(《文学丛刊》中。父亲在(《关于“我的第一本书”》中说，他之所以特别钟爱这个小册子，且视它为“长子”，并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么好，而是总也忘不了那段生活所给予他的教育，以及巴金先生对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热情培养。可以这样说，自l933年以后，父亲才真正懂得了写作的意义，他的作品也才真正地辉煌起来。该时曾有一位化名为瞿史公的撰文写道：“诗人与革命家都是疯子，白尘终于被人送进了‘医院’，强迫他躺下来要给他医治脑袋。白尘在‘医院’里，没有喝下自己有脑病的医生所开的药方，他一面留心‘生活’，一面研究文艺，同时便努力写作，等他出‘医院’时，社会虽还没有变动，但他却已成为文坛上的一员新将了。”这应该说是文学史家对父亲正式步人左翼文坛的最客观的评述。
父亲去世以后，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年轻教师曾叩响我家的门，他自言愿义务为父亲雕塑一座半身像。我们与他素昧平生，不能不问起他的缘由。“只因我崇拜陈老他们这一辈人！”小伙子的眼里放着光，“他们的业绩岂止是像人们所说的应该载人史册，不，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历史恰恰是由他们这些人亲自写成！”我震惊了，心中翻滚起一阵阵热浪。数天前，我曾去一家门市部复印父亲的遗作与遗墨。一位年逾半百的老人仔细地看了标题后，坚决不肯收复印费。他喃喃地对我说：“是位好人啊！”我捏着他退还的几元钱，难以抑制内心的情感，走出大门后，我号啕大哭了，我这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父亲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是的，父亲他们这一辈人确实以自己作品的辉煌创造出了中国现代文坛的辉煌。尤其是抗战八年，他们以自己的顽强与不屈占领了大后方的舞台，使中国的现代话剧在他们的手中进入了灿烂的“黄金时期”。父亲晚年时经常爱给我们讲述他的坎坷，不知怎的，我却感到这些坎坷恰恰应该是他的骄傲！一一他的剧本被禁演的越多，越说明他写得尖锐；敌人对他的谩骂与攻击越烈，越说明他写得深刻。父亲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国民党当局在万般无奈之际，竟开动了造谣机器，他们四处散布说，陈白尘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现已遭到逮捕……就连阳翰笙同志都沉不住气了，他由重庆向成都发来了电报，焦急地询问母亲“确否”。其实父亲这时连共产党员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