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适夷
一位素不相识的，安徽合肥市劳动局的任昌炘同志，忽然写信给我，问蒙铁在哪里工作。他是同乡人蒙铁小学时的同学，经过四十多年之后，在怀念这幼年的伴侣。接到这封信，我好久不流的眼泪流下来了。我给他写了回信，我的手索索发抖。
蒙铁是我的儿子，他在世活了十五年，而我们父子共同相处的日子，实在了了无几，当他出生的时候，我正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里等候判决。我的前妻已生了三个女孩，他是第四个，是男孩，我母亲多年才盼到了一个孙子是欢喜的，但立刻决定不许把这个喜讯让我知道，怕我以为已给家里留下了后代，对得起父母和祖宗，会决心上雨花台的。直到长期看守后判了筵刑，移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执行，才知道家里有了这个孩子，并照来信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蒙铁。在这以前家里都叫他阿毛。直到阿毛蹒跚迈步，母亲带着孙子，千里奔波到南京来探监。孩子第一次出门，一切都是新鲜的，连监狱也觉得好玩，而且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亲爸爸，满心喜悦。狱中教诲所长沈炳铨给我特别优待，接见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孩子让穿着囚衣的爸爸亲了一亲，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东张西望，认一认这个初见的世界。但时间只有三十分钟，看守就押着我进牢房了。
七七事变后出狱，我得到暂时回家休息的许可，母亲要求我至少住一百天，可是上海八一三的炮声响了，在老家小书房里，我再也呆不住了，郁达夫来救了我，一封福建省府大官封的来信，我才得拜别母亲，亲亲孩子，又离开了这个十年未归的家园。那时候蒙铁四岁，一个像小牛犊似结实的野孩子。
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年，我奔走各地，与家人叙散无常，忘却儿女正一个个地成长。1949年开国大典之后，从北京因公南下，才匆匆地最后一次探看了老家，城中那时只有一所戴帽子的中学，蒙铁曾被那位校长骂过“小土匪”，却去考上距家八九十里地的有名的白马湖春晖中学，只在周末骑自行车来回一百多里回家一次，家里已只留下二个小男孩，我决定先带蒙铁到北上学。
这是11月的下旬，北京已进入严冬季节，我带他去王府井，在东安市场买了一套厚实的棉制服，抽空子玩了一天。到处托人探听可以插班的中学学。自己。要上班，只能给他一点钱，让他独自带着游览地图去玩儿。那是后来知道的。这一天，他去北海公园回来，在路上被掏走了钱包，连搭公交车的钱也没有了，个人摸索步行，走错了路；直到天黑才到家，也没说什么。第二天就突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嘴边破损一块流出脓水，脸色通红，机关医务室刚进城的小辫子医务员看了一看，说：“不碍事的！”给了几片药，哪知这天晚上大吐大泻，满床粪便，急得我手足无措，要了署长的专车，决定送医院急诊。协和医院相去不远，偏偏总务科长是爱国者，说那是帝国主义的医院，应该去我们自己从解放区刚搬来的医院。于是，到了天坛的华北人民医院，据说是有名的学习白求恩大夫的好医院。在好医院挂上急诊号，科长便搭原车办公去了。我一个人伴着一个已经昏迷的病儿，在候诊室里等候了好久，才来了一位姗姗来迟的急诊大夫，看了一看，没说什么，就把病人送进了一间空荡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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