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病人的大病房，我独自伴着昏迷的孩子，四顾无人，不见大夫也不见护士，像鲁滨孙登上了荒岛，一次一次出去找大夫，找护士，那门房值班的老同志说：“今天恰巧是星期日，大家休假去了。”连值班的大夫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倒是厨房里有人，送来了一碗米粥，一碟咸菜，可病人已失去了饮食的要求。
我焦灼到愤怒，冲到院部值班室去问：“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急诊病人的吗？”好容易来了一位大夫，又听诊了一下，依然不说什么病，只说要打盘尼西林，院里恰巧没有这种药，马上派人到别处去找吧。
从天蒙蒙亮一直到过了中午，仍由我一个人守护着病儿，病儿浑身红热，越喘越急，已进入垂危状态，病房里仍不见大夫，不见护士，清寂得像荒山的古刹，希望只寄托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杨枝水一盘尼西林了。
以北京之大，这盘尼西林在当时也已普及，可不知潜踪到哪里去了，我与病儿一般昏迷了头脑，木然地望着病儿，不饮不食，也忘却了应该打个电话请机关的同志来帮助。整整一天不饮不食，眼看得天又黑起来了，而盘尼西林不见，大夫不见，护士也不见。病儿已经在发出最后的喘息。我再次跳出病房，大声叫吼：“这里是不是治病的医院？”吼声震动了全院的空气。
大夫来了，护士来了，而盘尼西林依然未来。我俯身抱紧了病儿，连声叫他的名字，看着他不服一药，不打一针，就告别了他好容易生存了十五年的这个世界，再也叫唤不醒了。我抚摸他的全身，一点点地凉下去了。只有从他新买的棉制服口袋，找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京真好”！
病房里刹时热闹起来，连爱国的科长也夤夜赶到了，但是，蒙铁啊，除了太平间，还有你别的去处吗？
我回到自己的宿舍，闷头闷脑地倦极入睡。第二天，署长胡愈之同志听到消息亲自来慰问，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遗体解剖，明确回答我，孩子害的是什么病，立一块石碑，把遗体埋葬在医院旁边的荒场里，由我自己来书写碑文。署长都同意了。
解剖的结果没有让我过目，说按规定应留在机关的档案里，只告诉我，害的是急性白血病。我没有多少医学知识，只知道白血病就是血癌，不知道害了这样病，是否急性到非在几十小时之内立即死亡不可。直到我八十多岁了，有时怀旧说起，老伴黄炜告诉我，她见过解剖报告，记得结论是白血病和急性肺炎并发症。显然肺炎是致命的原因，即在那时西医药水平一支盘尼西林就可以抢救过来的。署长怕我去医院闹，故意不让我知道真相。当时，我心犹未甘，不仅仅是丧明之痛，而是这么大一个医院，将有多少急性病人求他们救治，就让他们这样地对待下去吗？
我到人民日报社找林淡秋同志，他是主持四版的副总编辑，听了十分气愤，叫我写一封“读者来信”，很快地在报上发了这封长信。党报的出场，连卫生部李德全部长都惊动了，亲加过问，于是医院开了全院大会，举行了一次大整风。
总务科买了一块三尺高的大石碑，我拟了碑文的草稿：“楼蒙铁，十五岁，为医疗所误，屈死于此。”胡署长摇摇头：“这太露骨了。”我接受他的劝告，改作：“吾儿蒙铁，急病不治天亡于此，父楼适夷。”便树立在医院边荒场一堆小小的黄土堆边。诗人沙鸥同志听到了这件事，写了一首长诗《驴大夫》。到1951年文艺整风，淡秋和沙鸥都为此受了批判，我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部队里，没有遇到这场整风的灾难。要不，说不定也将挨上棍子。
当然，这是四十多年的往事，可是作为父亲，由于任昌忻同志的怀旧，引起了我对天儿的哀思，哀哉蒙铁。
1986年存稿1993，8，2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