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不会别的。而且震旦的古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认识——社会的财富是一定的，作为统治者最重要的就是做到公平地分配财富，不存在做大蛋糕的问题。
太祖就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学，有人说太祖不摸钱，这可能是真的。经济学就是关于财富积攒的学问，财富集中体现在钱币上，不爱钱就不能理解经济学，这是一定的。
经济学家就是在钱眼里翻筋斗，当然也有一些大英雄，不为方孔先生所困，比如马爸爸，“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不感兴趣。”像唐志这样的穷**丝也只能无语望青天——这丫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正因为如此，唐志准备给大唐的文化注入商业的基因，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就是最好的工具。这本书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锐的。他像后来的马科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唐志把《国富论》拿出来主要是针对震旦儒家的一些保守观念。因为震旦的科技发展极其缓慢，所以大家都形成一个观念：社会的财富是固定的，你多拿一份，别人就会少一分。以此推断出重农轻商的政策，因为只有农民才会创造财富，而商人则是蛀虫一般寄生在社会中。
《国富论》悄悄相反，提倡重商主义，指出社会财富是可以增加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
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于是商人的地位从中凸显出来。
为了让大唐朝野这帮老古董惊诧，唐志和康有义密谋，虚构出一个大西洋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英格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把18世纪西欧大陆的历史放在亚特兰蒂斯大陆身上。他们已经造出坚船利炮，现在正在大航海大混战。因为英格兰大陆和欧洲大陆有一段强暴风带，所以两个大陆之间信息隔断，只是偶尔有被风暴吹到欧洲海岸的商船被人发现，传来了一些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零星消息。这本《国富论》就是这样来的，以后唐志想出版的任何科技书籍都可以安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