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巨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
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分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宝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淮安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
发运司备有巨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说到在运河上来回运米的漕船，发运司常常备有六千只。每船载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大约由楚泗州起程的船每年可运四次，真扬则只三次）。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运抵汴京的米约共一千石，合起来则六百万石。这许多在运河上来回行驶的船只，如果要讲求效率，不能够没有组织。当朝初政府以船十只组成一运输队，称为“纲”，由使臣或军大将一人负责押运。
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初，为了防止官物的侵盗，发运使李溥把三纲合并为一纲，由三人押运；三人互相合作，管理自可较前周密。再往后，到了熙宁二年（1069—1070），因为漕运吏卒常常营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便互相督察，杜绝流弊。至于沿途漕运吏卒所消耗的食粮，虽然可以取自船中所运的米，但却不许各船自由烧火造饭，在每一纲中，只有押纲厨船可以造饭来给大家吃，其余各船都不准动火，以策安全；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火灾，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盗米。至于漕运人员可以吃用他们船中所运的米，因为要避免沿途住滞，船在江上走，米粮容易受潮，久了更容易糜烂，为了赶时间，自消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就大体上说，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巨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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