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军人集团在各镇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继或由军人拥立，乃是一种“情礼”。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缁青、淮西的割据，汴宋的变乱，都是“河朔习俗”影响的具体表现。[16]曾现江也认为始置于唐至德年间的淮西镇，因藩镇军队的主体由河朔军人组成而与河朔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因此而走上了类似于河朔诸镇的割据之路。不断强化的河朔因素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促使这里的社会风尚发生剧变：“犷戾过于夷狄”。[17]宣武军的军队组成类似于淮西，宣武军叛乱的参加者主要是牙将和牙兵，这部分人主要是来源于河朔地区，799年，董晋死后，陆长源为留后，有人劝他赏赐手下将领，陆长源曰：“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取旌节，吾不忍为。”[18]激起军乱被杀，可见陆长源被杀主要原因一是辱骂宣武将士为河北贼，二是不赏将士。这证明宣武军尽管地处中原之地，实际上源于河朔地区，染有河朔旧习。宣武军地区另外一些叛乱发生的特点多是要求自立节度，拒绝中央的任命，可以看出和河朔地区叛乱的特点是一样的或类似的。
第二，宣武军军乱较多的第二个原因与宣武军所处漕运咽喉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王力平先生在《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一文中对此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论者向以“兵骄将悍”来解释，很少联系安史之乱后汴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汴州舟车辐辏，是江淮运河的枢纽。安史之乱之后，设在汴州的盐铁转运巡院（后又有度支巡院）聚集了大量漕运物资。《新唐书》载：“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南、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19]宣武军辖区内就设有汴州、宋州两地巡院，宣武军每有风吹草动，朝廷总以巡院财物优赏、抚恤之，有时军乱的士兵也抢夺巡院财物。因此，设置巡院，漕运财物集中于汴，对日后汴州的治乱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由于汴乱导致巡院财务损失严重，“（于）颀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20]
第三，宣武军节度使也往往靠厚赏来取悦于军队的支持，这样使军队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反而为军乱埋下祸根。为保证有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各地节度使对军队采用各种安抚和拉拢的手段，“以钱买健儿取旌节”[21]一语道尽了节度使收买士兵的厚待措施。如汴州节度使刘玄佐：“初，玄佐遇军士厚，（其子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22]宣武大将李万荣欲夺帅位，就许愿“人赐钱三万”，[23]因而争取了兵士的归从；李绅拜宣武节度使，到军之日，先开盛宴赏犒军士，《全唐诗》卷482《到宣武三十韵》里有李绅自己写的诗，诗中说：“善师忘任智，中略在推诚。式宴歌钟合，陈筵绮绣并。戏鼙千卒跃，均酒百壶倾。乐与师徒共，欢从井邑盈。”士兵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发动叛乱。另外职业军人确实要靠军饷养家糊口。就算是军饷优厚，但军人们的家庭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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