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期间和乱后，宣武军地区进入了大量的受河朔化影响比较大的军人集团。这部分军队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安史之乱过程中南下的平卢军人集团，战斗力很强；另一部分主要是安史叛军投降过来的一部分，他们在安史之乱中是叛军，在安史军队走向末路的时候被迫投降，这部分中的大部分人不是真正的拥戴唐朝政府。
先后镇汴的节度使及与宣武军来源有关系的节度使张献诚、田神功、李忠臣、令狐彰等都和平卢军人和安史叛军有关系，他们投诚唐朝后，尽管有的表现得很恭顺，但其所率领的军队河朔化很严重，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很容易走向叛乱的道路。例如张献诚在其任职山南西道的数年中，向朝廷献马2匹，丝绢杂货共10万匹。但张献诚后，贾耽为节度使，朝廷任命行军司马樊泽取代贾耽为节度使，“牙将张献甫（张献诚弟）曰：‘天子播越，而行军以公命问行在，乃规旄钺，利公土地，可谓事人不忠矣。军中不平，请为公杀之。’耽曰：‘是何谓邪？朝廷有命，即为帅矣。吾今趋觐，得以君俱。’乃行，军中遂安。”[11]从张献甫的话中可以听出河朔化的味道，如果不是因为贾耽的机智和豁达，军乱就可能发生。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在任职期间，曾二度朝觐代宗，献马十匹，金银器50件，缯綵1万匹，最后卒于京师。774年，田神功死后，其部下汴宋防秋兵1500人叛乱，盗取府库溃归，稍后的汴宋李灵耀叛乱更为严重，李灵耀“益骄慢，悉以其党为管内八州刺史、县令，欲效河北诸镇”。[12]大历十一年（776年），在讨平汴宋节度李灵曜后，李忠臣得兼汴州刺史，使得汴州的骄兵开始出现，史载：“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迄于玄佐，而日益骄态，多逐杀将帅，以利剿劫。”[13]滑亳节度使令狐彰在其任职期间，“风化大行”，“岁奉王税及修贡献，未尝暂阙”。朝廷征兵防秋，他每年选派军士3000人，自带粮食，准时开赴。特别是在他大历八年临终之际，封仓库，清畜牧，安顿将士官吏，上表请朝廷命帅，而将其子令狐建等“勒归东都私第”。但令狐彰死后，“滑三军逼夺情礼”，要拥立其子令狐建为帅，“建守死不从，举家归京师”。[14]刘全凉在宣武军长期为将，深受刘玄佐和刘士宁父子的信任，但在刘全凉为节度使后，却与淮西吴少诚谋袭陈许，后因为其病逝才作罢。与宣武军军队来源类似的缁青、淮西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缁青镇从永泰元年（765年）李正己担任节帅后，立即与河朔藩镇接轨，走上了割据自立的道路，其后来接任节度使的李纳、李师古、李师道全面和唐中央相对抗。淮西镇李忠臣任节度使时，对唐中央忠心耿耿，“吐蕃犯京师，天子追兵，秦方宴鞠场，使者至，即整师引道。诸将白：‘须良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难，方择日救患乎？’时召兵无先忠臣至者。”[15]后在平定华州周智光及汴宋李灵曜叛乱中都立了大功。但后来被李希烈所逐，淮西也走上反叛唐中央的道路。
上述诸镇发生的事件绝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军人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因为其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所以，在安史之乱中各镇无论属于叛乱或平叛的一方，也不管其节帅个人暂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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