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类。
洪晃：突然间一下子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许戈辉：那个时候，就算是家里条件好，你也一点优越感都不敢有。
洪晃：在当时我觉得我的那种优越是一种耻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思想是越无产阶级化越好，不是越资产阶级化越好；不是追求物质，而是要贬低物质生活，追求一种没有物质世界的生活。所以我就开始特别恨我家里头给我的这些东西。反抗的表现在于，星期六中午不是回家吗？吃完那顿中饭就可以回家。OK，吃完中饭我不回家，晚上回去。家里头总是给你做点好吃的，不吃。中午打饭，多打一份熬白菜拌米饭。我觉得这样才好，你们太不时髦、太不流行，让我到这个学校里头穷受别人的排挤，就是因为给我带来这么多东西。后来，盆当然就剩一个了，而且我还嫌那个盆不够旧，还要摔一摔它，磕掉一块漆，长点锈，这样才好。
许戈辉：那老师和同学真的排挤你了吗？
洪晃：那是肯定的，首先就说我吃饭比较慢。我不知道你在外语附校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吃饭时间的规定，就是说20分钟你得吃完，军训似的。
许戈辉：小学一直是站着吃饭，没有坐的。
洪晃：是，是站着吃饭。然后在那儿，别人都吃完了，你吃不完，全班在那儿看你站着吃。
许戈辉：因为得排队去吃，排队回去。
洪晃：对。该排队回去了，你还在那儿吃呢，那你就站着，全班人等你，你当着全班人的面把东西吃下去。那时我觉得特别丢脸，我怎么20分钟都吃不下三两饭？
洪晃的生父洪君彦当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正下放劳动，而母亲章含之已经荣升为毛泽东的外交翻译官。时代弄人，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洪晃迎来了父母的离异。
洪晃：1973年5月份，我爸爸妈妈正式告诉我他们要离婚了，当时是我爸爸告诉我的，而且还是“五一”。我以为他要带我出去游园——那个时候“五一”都有游园的活动，结果我爸就在宿舍里头跟我说：“我和你妈要离婚了。”还记得那时候他从北大回来，送我回史家胡同。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他就说：“今天我送你回史家胡同，但是我只能送你到灯市口。”他跟我一块儿坐公共汽车，先坐332路，到了动物园换11路，就是现在的111路。坐到了灯市东口，我下车了，他就跟我说：“妞儿，我不能再送你了，因为爸爸跟你说了，我和你妈妈已经离婚了，你自己回去吧。”然后我就要过马路，我爸爸就说：“你别一个人过马路，我还是不放心。”他又陪我过了马路，然后说：“OK，你走吧。”我就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我妈妈一看这小孩耷拉着脸回来了，就觉得我也知道这事儿了，她就逗我高兴，带我去看马戏、杂技。那天晚上基本都是看杂技，我在那儿哭了一晚。到现在我要是看杂技的话，不能看空中飞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条件反射的感觉。
许戈辉：那个结在那儿解不开了。
洪晃：那个时候离婚对我来讲是个特别恐怖的概念。因为我是特别害怕我太特殊，我已经去过外语附校，我什么都特殊，跟别人不一样，我特别想当主流，特别想跟大家都一样，因为这个对孩子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自己永远是所有孩子里头最个别的一个。我觉得我三年里刚刚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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