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感经历是发生过，像这小说里除了描写生育这个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很深的主题就是悔罪、忏悔。姑姑到了晚年也在忏悔，小说的叙事主人公蝌蚪也在忏悔。我本人实际上有很深的这种忏悔心理。
许戈辉：您具体忏悔什么呢？
莫言：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我个人这种私心的考虑，我妻子肯定要生二胎的。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执行国家的政策，我们必须要把孩子做掉。
许戈辉：所以说不是没要，而是做掉了孩子，是吗？
莫言：做掉过一个。这永远是我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一个巨大的阴影。
许戈辉：做掉以后会不会经常想那是不是个儿子？
莫言：这个我倒不会去想。因为对我来讲，女儿和儿子这种观念还是跟农民不一样的。我觉得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个生命，是平等的。
许戈辉：但总归还是挺想慰藉父母的，是吧？
莫言：一方面是假如能生个儿子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了。如果生不了儿子，就从现在来看姐妹俩多好。我们现在看着谁家有姐妹两个在一块儿谈谈话，开开玩笑真是感觉到羡慕。那么我想我女儿他们这些独生子女们就更加盼望着有个亲姐姐、亲妹妹，或者弟弟、哥哥都可以。他们的肩头就会觉得轻快一半。
莫言：我对我的朋友讲，我写的不是计划生育历史，我写的是人。因为有很多朋友都是当年的计生委干部，他们真的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姑姑那样，当然不是划着船，而是开着破吉普车、拖拉机到各乡去搜捕、追捕、围剿、扒房子。
许戈辉：那他们在和你聊起这些过去发生的事儿时，你觉得他们是一种什么情感？
莫言：他们心里面也很不舒服。
在莫言笔下，姑姑几十年忠实地执行着计划生育政策，退休那晚她喝醉了，误入一片洼地，被无数青蛙包围攻击。文中莫言这样描写到：“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
许戈辉：刚才您提到了好人啊、坏人啊、罪恶啊，我就想起您说的自己写作的几个阶段。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后来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然后到现在是把自己当个罪人写。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莫言：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不能进行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话，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宽容的作家。因此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把一切的问题都归罪于外界。当历史上有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施害者、受害者都负有责任。就像我们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有的右派刚开始是想把别人打成右派，但是没有把别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别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我在“文革”期间是一个儿童，只有十几岁，我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都觉得我也洗不干净。我没有正面打过老师，但我也从背后往老师身上吐过唾沫，或者投过土块儿之类。即便我是一个孩子，我也能感受到在“文革”期间，有一种巨大的痛苦，就是恐惧，生怕被甩到这个群体之外。所有的人都在打老师，尽管这个老师对我很好，心里很爱这个老师，绝对不忍心打他，我也不相信他是个坏人，但如果你不参与进去的话，那么大家都不理你了，就感觉你成了一个变节者
（本章未完，请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