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来了。带了煎饼、虾干、海蜇、大蟹、酱瓜，穿了浆洗得没一丝褶儿的青布褂，头发梳得平整光洁，气色却憔悴，大约又是和嫂子怄了气来的。
见母亲来，自然是高兴。煮了蟹，氽了煎饼，海蜇切成丝拌了，还炒了肉菜。名是请母亲，母亲倒让我们吃吧，我早吃烦了。”因为高兴，都喝了点儿红酒。饭后，母亲的眼皮子便有些发沉，见出了倦意，这才想起住房的问题。
我们的小屋，经了一夏的雨水，屋顶开始掉土，碗大的土块直往下掉，多少人说了：“住不得。”唯有领导看不见。一气之下，我们搬进了文化馆的办公室。那里宽敞明亮，窗下一架报纸，东西南北中，不出家门便可知天下事；办公桌上放着橘红色的电话，钢笔、纸张、糨糊、墨水一应俱全；墙上挂着群众业余汇演的奖状、合影、值日表；墙下是我们蒙着花床单的双人床；床下是搪瓷盆、拖鞋。家庭单位，浑然一体，永远是上班，永远是下班，永远是在工作，又永远是在休息。原先的小屋则堆放起杂物，进都少进了。
我们商量着在办公室的另一隅为母亲安置一张小床，母亲却不愿意。她提出要进小屋看看，我们不依，她执意，拗不过她，便随她进去了。母亲
推开门看了一会儿，说道：
“我住这正好。”
“往下掉土，碗大的。”我们劝阻她。
“这屋子有人住，一时半时就倒不了。”
“这是怎么说？”
“有人气撑着呢。”母亲说。
我们深知拗不过母亲，只好帮她收拾了屋子，由她住去了。一夜无事，早起刷牙时，母亲正坐在小屋前洗着我们昨日换下的衣服。
洗完脸，小桌上已摆好稀饭、馍、切成丝浇了香油的酱瓜。吃罢早饭，才七点一刻，上班最早的姜老师都没到，卫平就骑车上菜市场去了，我陪母亲拉狐：
“哥还好？”
“当干部了，看个车间。”母亲说。
“姐可好？”
“总是腰疼，月子没‘坐’好的事。”
“嫂子闹不闹了？”
“她是那样的人，不理会就好。”母亲神色很安详，看不出什么，就不好多问了。
“大凯皮得好些了？”我问侄儿。
“皮得更诡计罢了。”
“还向他娘讨奶奶吃？”
“还讨奶奶吃。”
“不让吃就掀褂子？”
“就掀褂子。”母亲回答，露出了笑容。
“欠揍！”
“哪个小孩不要奶奶吃？”母亲却说。
正拉着，卫平回来了，白鱼、红肉、青莴苣、黄豆芽，花花绿绿一满篮。
“吃不了就剩了。”母亲说。
“使劲吃，您是难得来，妈。”卫平嘴勤快，“妈”叫得比我多。
“这回来，要住长久些。”我说。
“看过你们就走的。”母亲说着，转身舀了水，把鱼搁进盆里。鱼浸了水，聴一动一动，活了。
姜老师来上班了，背着罗锅腰，辛勤地一步一步走过院子，去到办
公室。
母亲就这样住下来了。卫平趁着星期天，新糊了顶棚，就听得土打着纸棚啪啪响，果然不倒。凡有人来，都说险，母亲就说：“没人住，兴许就倒。可有人气撑着呢！”她每夜睡得安恬。夜里上茅厕，经过小屋，听得见鼾声，沉沉的、匀匀的，偶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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