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屈原长眠九泉两千多年，居然在20世纪中叶“复活”了过来，通过电波、影视、报刊、出版物飘洋过海，潇洒地走进了西方世界，闯进神圣的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书斋，磁铁般地吸引他们拥抱他、崇拜他、研究他。这是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中华民族5000年灿烂文化的拓展与延伸。超越时空的世界性传播，所有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屈学研究的高潮。以研究内容为标志区分，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E?A?谢列勃里雅可夫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稻畑耕一郎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土?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首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施奈德的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稻畑耕一郎教授专程来华出席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许多日本学者甚至认为古代的楚国“是日本人的故乡”。
屈原名列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行列，他无愧于这种荣誉！
四
“大夫一生，正道直行。逸响伟辞，文苑丰碑；高风亮节，焜焜耀炳燐。”屈原故乡秭归的人们为屈原写下了这墓志铭，反映了乡亲们的心情，也代表了华夏儿女的心声。
屈原的人格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极力崇尚的理想范式，其所表现出的政治理性、道德精神、诗性智慧，成为千百万士人和广大国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他是楚文化土壤孕育出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伟人，其精神已融会到我们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对于后世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他对民众有着深情的关怀和关注，无论是作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还是被流放，他始终关注民众的生存状况和同情民众所遭遇的苦难；在其政治主张中，他迫切希望国家能按照法治的轨道前进；他主张选贤举能，反对任人唯亲，提出不论人的身份贵贱，唯才是举，不拘一格。这些政治思想构成了屈原人文理性的核心，是其美政理想的体现。这是我们今天还应践行的理想。他那行歌笑傲，愤世嫉俗，高洁磊落，八风不动，死生契阔，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伟丈夫人格，千百年来，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但是，站在今天民主理性的旗帜下，我们对屈原应作哪些反思呢？作为一个明智的政治家，在当时的那样的一种状况下，屈原应该怎么做呢？屈原真的看到了“世界大势”吗？
首先，屈原对君主个人的愚忠思想我们是应当批判的。虽然我们不能要求2000多年前的屈原有国家乃人民之国家非君王之私物的思想，但他还是应该明白社稷为大的道理。孟子比屈原年长31岁，是同时代的人。这位儒家的“亚圣”就说过“民为贵，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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