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这天天气阴霾，云层很低，像要下雨却又没下，好像冷空气要来，有点凉丝丝的感觉，马路上行人匆匆，高大的法国梧桐已显出有些光秃秃的枝桠，有些还挂着几片已然发黄的叶子，但一阵风过后，会飘落满地枯叶，真是“一叶知秋”啊！
傍晚不到六点钟，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下来。罗正清戴着老花镜坐在床边小桌子旁，正写着交代材料；虽然开着二十五支光的电灯，但因为视力衰退，依然无法看清笔划，只好再在桌子上点支白蜡烛。透过摇曳的烛光，罗远看到父亲有点焦黄的脸色，更显得苍老了。他皱着眉头，认真思考的样子，正像一个学生在搜索枯肠，寻找最合适的词语来堆砌一篇作文似的；而那种一本正经的神情，又像是对着上帝顶礼膜拜、虔诚忏悔的信徒。母亲已烧好晚饭，父亲叫我们先吃，现在没心思，等写完材料后再吃。
此时罗远想：“爹是个堂堂法政大学毕业生，怎么写一份交代材料要如此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让我来写也不至于这样，只要照事实写不就得了？”这种疑团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明白。原来，这份材料的确需要“艺术加工”，它既要找出点事实，弄出些影子才好据此做文章，承认有错，但又不能加重份量，否则，对你的定性就会罪加一等。譬如：平时多接触的几个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的，要把它说成搞小团体，但不能上升到派性；还有，发牢骚要说成是对领导不满，也就是对工作安排上有些不满，但不能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就需要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把握分寸来做好这篇“文章”。
正当正清全神贯注继续写着交代材料的时候，只听见“笃、笃、笃”有人敲门。
“啥人？”罗远问，随即过去开门。
“我是厂长派来叫罗正清去开会的。”来人回答。打开门一看，原来是工会主席吴华生。
“吴主席，我的交代材料还没写好呢！”罗正清回答。
“不用写了，快走吧！”
“那总得把饭吃了去？”李洁如说。
“到厂里食堂去吃好了。”吴华生催促罗起身，一副很着急的样子。
罗正清只好收拾起材料，摘下老花镜往口袋里一放，披上一件外衣匆匆跟随吴出门而去。洁如急急忙忙赶出来想嘱咐几句，这时罗远也连忙跟出来。只见父亲回过身，深情地望了他们一眼，并点了下头，示意母子俩回去吧。罗远拉着母亲的手，发觉这手在发抖。他随即紧紧地抱住母亲说：“阿姆，爹不会有事的，回屋里去吧！”嘴上虽这么说，但罗远的内心也是忐忑不安。母子俩相拥着，可是泪水还是止不住地流出来了。
“当，当，当……”五斗橱上的老三五牌台钟已经敲了八下，罗远觉得应该走了，因为，今天几个最要好的同学约好的，一起去送送孙伟达。他明天就要离开上海这个家，去到大西北的宝鸡。他是被挑选上作为培养国防科技人才的苗子，送到保密单位去学习的。按规定这一走得三年后方可回家探亲；而三年后大家都高中毕业各奔西东，所以，何时再能一起相聚见面还是个未知数。这样，今天的欢送会就更显得必要了，是非去不可的。然而，家里的情况又怎能走得了呢？阿姆已哭成泪人儿一个，因为，她预感到爹这一走是凶多吉少，后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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