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敏感的，所以索性什么也不说。
他不说，我就必须开口，于是问他的近况。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感觉距离上突然疏远了许多。
面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主动问我：“你这次专程来找我，一定不是为了来问我过得怎么样吧？有什么话就说吧，咱们哥俩，用不着拐弯抹角了。”
简单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烘烘的，于是把我怎么进了省体育局，联赛最后两轮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以程局长为首的“反黑小组”将会有什么动作还有我此次来的目的都一一讲给他听，感觉上好像不是来劝他自首，而是来让他听我倾诉一样。
听完后，他沉吟良久，缓缓地问：“现在局势这么复杂，谁也不敢保证站出来的后果是什么。你也知道，我正常的工作是大学老师，一旦我站出来，即便法律不制裁我，学校也会开除我。我家里，还有体弱多病的老父老母，下面还有一个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我没了工作，让他们怎么办？”
他喝了口水接着说：“老弟，咱俩不是外人，很多话我不瞒你。整个中国足坛的裁判，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决不超过两人。问题比我严重的不胜枚举，你知道大家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所有人都会被牵扯进去，这里面除了裁判，还有一些官员，还有一些大老板。任薄清他就真得会丢下蒸蒸日上的事业，丢下几亿的资产去坐牢么？那些当官的他真得会为了所谓的足球革命而甘心丢掉头上的乌纱么？你们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不是想打击你们，中国足球真正的病源在官场的腐败，在体制的落后，你们从一开始就抓住裁判不放，是不会有什么作为的。”
我没有说什么，他所讲得都很有道理，我无法拿出“奉献精神”这样空洞的理由来劝说他。在实际困难面前，一切高尚的论调突然变得不堪一击。此前想好的所有对策，在这刹那间烟消云散。
他放缓语气说：“所以现在不是我想不想站出来的问题，而是我站出来究竟有没有用的问题。你们搞这个‘反黑小组’，真正害怕的不是裁判，而是那些官员。他们会想尽办法不让裁判出事，借此保住自己的乌纱，所以我们根本就没必要担心。至于任薄清那个所谓的证据，如果我不站出来，就是一张废纸，屁用也没有。”
吃完了面，我们边走边聊，他并不是不想为中国足球付出，而是担心白白牺牲后却没什么效果。我说，不会吧？这次的动作那么大，一定会有成效的。他没有回答。
后来我们一起去逛了西单，我在二楼给许愿挑了一对耳坠，很典雅很精致。
晚上八点他送我回到旅馆，然后就告辞了。我本要留他多聊聊，但他说家里还有两个老人要照顾，不得不回去。他离去后，房间的门静静地关上，我才意识到，此次北京之行怕是要让很多人失望了。
八点半的时候，齐盛军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看电视。电视上明州吉祥集团董事长陈福生和吉祥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向君在明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退出足坛，并且公开承认他们给裁判送了红包。
节目结束了不久，陈局打来电话，问我这边情况怎么样了。我停顿了一下说，失败了。陈局没有怪我，让我不要丧失斗志，明天马上回去。
第二天，我火速赶回台州。下午，任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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