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爸爸进“牛棚”
在何老师来到我们班，我们班级正在恢复秩序，转变局面的时候，我们家却面临非常严峻的情况：爸爸的处境越来越困难。
我家祖籍云南省陆良县，祖上在清朝为官，也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了。爸爸早年参加革命，在国民党滇军中作为中共地下党潜伏十年直到1948年锦州解放。然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后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在黑龙江省军区工作，1964年转业到地方，在省图书馆任副馆长。我的妈妈、叔叔、舅舅都是解放军，我曾经为我出身于这样一个革命军人家庭而无比自豪。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爸爸出身是官僚地主，这一条在那时候就够难受的了，而他的社会关系更复杂：爸爸的七叔是国民党空军少将，在台湾；爸爸的舅舅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在台湾；爸爸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大姑，当时定性是“女恶霸，土改时被镇压”（八十年代被平反，定为错案），就这几个社会关系，放谁身上也好不了。
爸爸在国民党军中的十年地下工作，更成为被反复审查的问题。爸爸既然在国民党军中，肯定有公开身份，他的职务是中校军法官。好了，造反派就把他作为国民党军的中校军法官来审查，说他就是国民党军官，是假中共党员，是解放时混入了革命队伍。
爸爸转业到地方担任了单位的领导职务，按当时的说法那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要揪斗“走资派”，所以爸爸是当然的斗争对象。
造反派认为:爸爸出身地主，一家子都是反动派，本身当了十年国民党军官，假中共党员，混入革命队伍又当了走资派，这些哪一条都是罪该万死，何况这些条都集中在爸爸一人身上？
省图书馆的造反派们一次次来我们家，贴大标语、大字报；抄家。因为我们家是省军区宿舍，省军区曾多次派战士来维持秩序，制止了多次。但是，在1968年的5月30日，造反派们还是把爸爸带走了，关押起来审查斗争，不准回家。当时被揪斗被打倒的都叫“牛鬼蛇神”，关押这些“牛鬼蛇神”的地方就叫“牛棚”。爸爸也进“牛棚”了。
那天晚上妈妈下班回来听说后，饭也没做就跑出去，奔走了一夜，我们在家饿着肚子也几乎没睡觉。早上妈妈疲惫地回来，眼睛红红的，我们没敢问，妈妈也没说话。后来妈妈说，他找了军区有关部门，还找了父亲过去的老领导，他们都跟爸爸单位的造反派打了招呼，可以查问题，但是不能武斗，一定要保证人身安全。过段时间，家里可以去探视，可以写信，送些生活用品。
爸爸的问题很快也牵连到我们这些孩子身上了。
首先是爸爸的出身是官僚地主，当时每个人都要经常填写各种表格，就连我们小学生也不例外，所有的表格中都有“家庭出身”一栏，要求上填三代，即填到爷爷辈，所以我的家庭出身只能填“地主”。对于孩子来说，这样的出身真是奇耻大辱啊，填了表格都不敢见人，偷着拿给老师，低着头跑开。
我在小学申请加入红小兵、在中学申请加入红卫兵和共青团，班级都是第一批就把我推选上去的，可是都没有被学校批准，都是学校工宣队把关卡住，然后在第二批第三批才加入的。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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