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惨败的结局越来越多。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危险。
他详细阐述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进而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注定要自食恶果。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从而陷自己于不利之地。
对于不终、不胜，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他想要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感觉如蹈危局。反而使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7．大智若愚，实乃智慧之术
大智若愚通常会体现为以静制动、以暗处明、以柔克刚，是为降格以待的智慧。愚、拙、屈、讷都给人以消极、低下、委屈、无能的感觉，使人与人之间放弃了恐惧和竞争的心理。但愚、拙、屈、讷却是人为营造出来迷惑外界的假象，目的是用来减少外界的压力，使对方降低自己的要求。要不断地制敌，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在不具备戒惧的条件下，暗中积极准备，以奇制胜，以有备胜无备。如果意图在于获得外界的赏识，愚钝的外表可以降低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而实际的表现却又超出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这样的智慧表现就能格外出其不意，引人重视。大智若愚是在平凡中表现出不平凡，在消极中表现出积极，在无备中表现出有备，在静中观察动，在暗中分析明，因此它比积极、比有备、比动、比明更具优势，更能保护自己。
在古代做人的艺术中，大智若愚常被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那些见过大风雨的过来人，都有这样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当人身处一些特殊的关系，或者一些微妙的场合，或者在面临生死的关头时，韬晦者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隋炀帝是一个十分残暴的人，在他统治的时期中，隋朝的许多官员纷纷倒戈，他们都变成了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对自己身边的人疑心都很重，对朝中的一些重要的大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曾多次担任过地方官员，所到之处都结识了地方的一些官员，在多方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他。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了李渊，这以后，李渊就开始处处小心起来，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被隋炀帝所不容，但是现在起义，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样，才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如果当时的李渊听了隋炀帝的话，肯定是自毁名誉，如果怒火中烧、马上与之理论或采取兵变，很可能会因为准备不足或时机不成熟而失败。
“大智若愚”中的“若”字，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掩饰了真实的野心、权欲、才华、声望、感情。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做人术，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薮蔽，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