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未来。但威廉姆在多个场合明确向我表示，这个公司永远只属于他一个人。
那时，我定下了新的奋斗目标，力争月人百万澳元，并积累2．5亿澳元（约1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一旦锁定目标，我立即着手实施。我心里明白，靠给威廉姆工作我是无法实现新目标的。我想，充其量，我是威廉姆未来远景的一小部分。可万一威廉姆的远景对我来说不够宏伟，怎么办？到那时，我能有什么选择？
我相信，我应把自己置身于比我更优秀的人群之中。
我记得，我曾同威廉姆探讨过这种认识，他却回答说：“没人比你我更优秀。咱俩是最棒的！”
在用人方面，我不希望家人或朋友参与我的生意。我妻子小叶和我曾一起经营自己的生意。后来，她选择了做全职母亲。我进人地产业后，我俩决定，这份生意将由我一个人来经营。如果需要听取小叶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我会征求她的意见。将来孩子大了，她愿意创办自己的事业，我会全力支持。但我们不希望打理同一个生意。我希望能独立决策生意上的所有事情，不希望员工认为，这是个家庭作坊，更不希望家人随便参与公司决策。1998年，我结识了一位越南裔的小伙子阮安迪。他是来自越南的难民。15岁来到澳洲时，全部家当就是身上穿的裤衩背心儿。他曾是我做过的日本直销生意中的下线。当时，我是这个生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上的第一名。安迪也想把生意做得和我一样大。他个子很矮，也就一米五多点儿，且其貌不扬。但他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并问我能不能从悉尼飞到墨尔本去，帮助他和他的团队。他还提出，可以到机场去接我。
到了机场停车场，我看到他开了一辆宝马318两门跑车，立刻对他另眼相看。他当时年人不过六万，居然敢买全新的宝马。绝大多数年薪六万的人别说买宝马了，连想都不敢想。我马上意识到，安迪是个有梦想的人。在他的收入水平上，能对车有这么高的追求，他显然相信，自己将来会挣很多钱。
1999年初，安迪用自己的房子作抵押，和朋友黄力从墨尔本回越南做生意。一年以后，他们的生意失败了，损失了20万澳元。
1999年底，安迪回到澳洲，就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建议一条出路。他没钱，还欠了一大笔债。我邀请他到悉尼，来跟我学习销售投资房产。为了与我和威廉姆为伍，他痛快地答应了。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墨尔本找一份工作，挣钱还债，但他却再次离开自己年轻的妻子，只身开着那辆宝马来到悉尼，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向陌生人销售投资房产。他说，他选择来悉尼，完全是为了同我和威廉姆近距离接触，向我们学习。
那是2000年初的事情。对安迪来讲，孤身一人在陌生城市推销投资房产，不是件轻松的事。此后十二个月中，安迪卖出了一些投资房产，更从中学到了有关地产的知识。同时，还从威廉姆和我那里学会了如何做房产投资生意。
2001年初，安迪的太太凯希怀孕了，因为家人都住在墨尔本，安迪决定搬回墨尔本去。走之前，他对我说：“约瑟夫，只有你让我舍不得离开悉尼。我希望你能做我未出生的儿子的教父。那样，我们就成了一家人。我们一辈子都会联系在一起了。”做教父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感到莫大的荣誉。回到墨尔本后，凭借好友黄力的一张信用卡以及安迪在悉尼学到的房产投资知识和经营模式，他俩于2001年4月开办了一家房地产投资公司——澳帝集团。他们把安迪在悉尼学到的生意模式运用到越裔移民市场。第一年就成功售出1亿澳元（约6乙人民币）的投资房产。
2002年初，正当我思考着，要对未来进行新的调整时，安迪邀请我和小叶去墨尔本看望我们的教子。他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公司。我记得，我当时对他们700平米的办公场所和气派的九米多长的会议桌印象颇深。我没想到，他们在短短一年当中，竟做得如此成功。
黄力和安迪对我说：“约瑟夫，就连我俩都能一年挣几百万澳元，你还跟威廉姆浪费什么时间呢？你要出来自己做，肯定比我俩干得更好！”
此刻，我的决定变得更清晰了。
回到悉尼，就在我领到一生中数额最大的佣金支票的那一天，我向威廉姆递交了辞职信。
那天，我和威廉姆像往常一样，在公司对面一家韩国人开的咖啡馆坐下来喝咖啡。威廉姆在谈论公司的远大未来。我的心中有些悲哀，因为这个未来将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