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她一共才要付我650澳元，但还是想：“这次会议是难得的经历，是进入一个新领域的切人口。”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是每天付我650澳元，一共五天。我去做翻译，是和一位叫．阿里克斯的香港移民陈先生搭档。他是亚太地区最好的翻译之一。阿里克斯和我在度假村里边散步，边聊天。他广泛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很难相信，从大陆来的我，英文讲得会跟他一样好。我对他十分尊敬，他也很喜欢我，并开始跟我介绍一些会议翻译的工作。直到最后，他说，只愿意和我搭档做同声翻译。

    当我发现，靠着翻译，我每天能挣到1000澳元时，便开始更重视这个行业了。所有熟悉笔译和口译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有太多的译员竞争太少的工作机会。但我决定，把重点放在商业翻译和会议传译的高端市场上。我还在最高法院做口译。由于我有外交官的经历，对此并不感到畏惧。不久以后，我和小叶成了澳洲最受欢迎的中文口译和笔译人员。我们为澳航、澳洲电讯、保瑞（．Boral）、BHP、邦辉（Bur．nsPhilD）、AMP等大公司的总裁会见中国来的部长或省长做笔译和口译。

    由于我对所有接手的翻译工作都抱着“没问题”的态度，因此在当地的翻译圈中以“没问题先生”闻名。无论翻译工作有多难，时间有多紧，我们总是接下翻译工作，并总能按时、优质地完成任务。如有必要的话，小叶会工作到凌晨3点。我3点起床，接替她把翻译做完。

    我的目标是，我和小叶要成为翻译圈里的第一选择。如果我们太忙，他们再把翻译工作交给别人来做。

    翻译中遇到的一个难题是互联网的出现。我们为高科技公司做过不少笔译和口译。但许多英文用语无法译成中文，因为有些技术中国当时还没有，因此，那些词汇还没有产生。

    我们努力工作的回报之一就是，有机会在做翻译时，到澳洲和海外旅游胜地游玩，如夏威夷、洛杉矶、墨西哥城、西萨摩亚、曼谷和佩斯。我们又买了一辆车——奥迪90。

    我记得，曾和一些日语女翻译聊天儿时了解到，她们收入很高，但态度和我们不同。他们会在大学找一份教口译、年薪4万的工作。每年有六十天做会议传译，每天挣1000元。所以，他们每年会挣到约10万。这在翻译界，是公认的高薪。但除了笔译和口译，我们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包括配音、演电影、拍广告和生意介绍。当澳航恢复飞北京的航线时，小叶被选中做“欢迎登机”的录像和录音。我们已有了多种不同的收人来源。我还加入了另一个直销公司。这是日本人在台湾建立的公司。在安利之后，我已决定不再干直销这一行。但我认为，如果产品很好，我可以自己使用。此公司是销售一种健康保健产品的。我听了一次公司讲座，认为这种模式可以被复制。安利的运营方式是通过个人演讲，找到更多的人加入。其中，个人的演讲起到决定的作用，且不易复制。而这个新的系统，上百人会去悉尼市中心的办公室参加讲座，由公司专门人才演讲。这使公司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

    我在介绍三个人加人后，就回中国探亲了。回来后，我的组织已有一百多人了。一年后，我的组织增加到三千人。我成为公司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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