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还弄得尘土飞扬。我意识到了，我不适合干打草这一行当。我决定把这个工作交给更合适的人去干。我们一个邻居是个有智障的小伙子，靠给人打草挣钱。我们决定让他来帮我们打草，既解决了我不适合打草的难题，也能帮助这位智障青年。我认为，我可以卖保险，也精通外交职业，但生活中有些事终归不适合我做，比如打草。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们在澳洲打拼的第一年，我的目标是把西格玛换成一辆二手奔驰，比如1983年款的S系。我在路上常看到这款车，早就梦想着要买一辆。1992年初，我们钟爱的西格玛在正常行驶一年后，终于因滤油器堵塞，在小叶回家的路上抛锚了。

    小叶和我不得不商量换车的事。她说：“奥迪80怎么样呀？那辆车看上去不错！”

    我差点儿吓晕了。那可要35000澳币呀！

    她说：“什么，我们连辆奥迪都买不起吗？”

    我说：“当然买得起了！”我生平最不喜欢“买不起”这三个字。以前小叶一说“买不起”，我就说：“我们当然买得起了！只是暂时还没攒够钱呢。”

    从我们相爱以来，小叶一直信任我和我的能力。我很想为她多做点儿什么。我们这时有几，7Y澳元存款，我的收入也很不错。

    但这时，我又有了另外一个想法：与其花35000买辆奥迪，还不如再多花一点儿，买辆宝马318呢！

    于是，我们马上给几家宝马车行打电话，看哪一家能给我们最好的价钱。一周之后，我们到坎特伯雷区的宝马车行提取了我们生平第一辆全新宝马轿车！当时，大陆中国移民中还很少有人开宝马，特别是用自己在澳州挣的钱买下的宝马。

    现在看来，当时买这辆车可能不是个明智的投资，因为汽车是贬值的财产，但我们特别喜欢它。买下这辆车，让我们尝到了劳动果实，并令我们意识到，只要刻苦努力，像我们这样既无当地学历和经验，又无特殊技术专长的人，其实还是有可能在澳洲“夹塞儿”的。

    这对我后来总结出人生的“夹塞儿理论”，确实颇有帮助。当我每天驾驶着我们第一辆全新宝马车，经过悉尼的大街小巷时，我感到非常快乐。我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值得。

    此后不久，我回到原来工作的比萨店，去看我以前的同事——那些给我最小、最远订单的人。当我把价值48000澳元的全新宝马停在店门口时，他们不敢相信，这位当初被他们欺负，甚至被他们笑话的近30岁的中国人，竞在十二个月后发生了近乎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在我心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对于我们来说，1992年是颇为重要的一年。8月份的时候，房东提出要将房租每周涨价25澳元。这幢房子可能也值这个价钱，但他的态度非常傲慢粗鲁。我最不喜欢傲慢无理的人。

    这让我们改变了想法。我们决定去买我们自己的房子。由于把原来攒下的钱都用来买宝马了，银行所余不多了。幸亏有朋友借给我们一些，再加上银行贷款，我们在悉尼北部小叶工作地附近一个叫俄明顿的住区，买下了一套价值175000澳元的三室一厅的别墅。那时，许多中国移民顶多花七八万澳币买房，而且是在悉尼远郊如利物浦、通佳比或七山比较偏远的地方。我的朋友不相信，我们花了他们一倍的钱买下了我们第一套房子。

    买那栋房子没有花太多时间。我们有三个简单而明确的条件——第一，价钱要在18万以下；第二，离小叶工作的地方要近；第三，必须干净，能立即搬进去。我们看了三套公寓和三套别墅之后，买了那套住宅。付完定金、签完合同之后，我立即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丹尼斯顿租房时的邻居彼得，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个意见。当彼得说这房买得不错时，我们的感觉好极了。我们生平第一次成了业主。

    那年，我还花3000澳元买了一个手机。当时手机叫大哥大，很稀罕。有的朋友见我拿着手机，就说：“周华竟然有大哥大了！”虽然那款手机当时是世界上最小的，仅重三百克，但样子还是挺像砖头的。当时，手机技术尚不发达，短信还没有问世。

    我记得，几位澳洲朋友来参观我们的房子，看到我们的汽车时，都很惊讶，我们这么快就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而且是辆宝马！仅仅经过十八个月，我们已经买了一栋别墅、一辆新的宝马、一部手机和一台电脑。他们自豪地把我们的故事告诉了所有他们认识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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