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领馆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帮助当地人了解中国文化。我经常参加在澳洲各地城市举办的电影首映式和文化节，也经常带领中国音乐家到一些乡间小镇去演出。从1988年到1991年这i年时间，我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所见之多，是后来十八年加在一起也无法相比的。我对澳洲乡村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来这里以后我发现，在澳洲，不管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许多桉树，看到有牛、马、羊群的风景。澳洲的辽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收到过许多澳洲孩子们充满稚气的来信。他们通常是因为学校里布置的课外探究项目，写信向我们了解关于中国的情况。领馆里有许多介绍中国历史和工艺品的小册子。我还经常应邀为一些中学和社区团体做关于中国情况的演讲。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也使我在英文演讲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

    我们常去悉尼歌剧院观看音乐演出，中间休息时会出来喝一杯香槟。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尤其在夏天的夜晚，我们会走出歌剧院大门，站在台阶上眺望悉尼城市上空美丽的天际线和港湾。在这座当代建筑奇迹的环抱之中，欣赏如此迷人的画面，沐浴着徐徐吹来的晚风，我们时常会和无数游人一样，陶醉在此情此景中。

    我和小叶合用一辆公家的300E奔驰车，开着它跑了很多地方。

    我们有幸接待过一些从国内来访的文化界人士，包括来参加悉尼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红高粱》的男主角姜文。记得姜文跟我说起，他和一些朋友在香港购物，花一万港币买了一台摄像机时，店员问：“你们一定是台湾来的吧？”那时候，人们普遍还认为，大陆人没钱。姜文自豪地回答：“什么台湾来的？我们是大陆来的！”我还接待了时任文化部长的著名作家王蒙。他很喜欢我给他模仿的美国黑人英语。而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幽默感和超脱。作家冯骥才先生到访悉尼时，还来过我和小叶住的公寓做客，品尝小叶为他做的意大利比萨饼。

    那时候，我们生活很愉快。当时国内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未曾想到的。

    “**”以后，西方国家在一些贸易和文化交流项目上对中国进行抵制，许多文艺表演团体赴中国演出的计划被取消。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上级娄女士赴堪培拉就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由我接替她，负责悉尼总领馆文化处的工作。那时，领馆其他部门负责人通常都是五六十岁，我当时才有28岁。

    娄女士和我决定组织首支澳大利亚爵士乐队访问中国，希望以此来帮助打破西方国家的抵制。虽然我们在此之前接触过包括爵士乐奇才詹姆斯·莫里森在内的许多澳大利亚音乐家，我们最终还是决定安排“格雷姆·贝尔全明星爵士乐队”赴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进行访问演出。这次合作使我荣幸结识了两位最优秀的音乐家。格雷姆·贝尔被誉为“澳大利亚爵士乐之父”。他当时已年过七十，艺术生涯跨越半个世纪，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乐队著名女主唱帕特丽莎·汤姆森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叫“小帕蒂”。她在1960年以演唱沙滩摇滚，成为当时海报招贴画上的流行音乐明星。她丈夫劳里是乐队中的鼓手。临行前不久，“小帕蒂”跟我学会了用中文演唱《南泥湾》。在中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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