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更加勇敢地面对生活。我虽逢大难，却完好无损。这使我相信，自己的生命一定被赋予了某种使命。
北京远郊偏僻的南口小镇给了我快乐而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不过，有时我也会好奇地想，如果生长在北京城里，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会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会不会一直追逐自己在体育方面的梦想，最终被某个顶级球队选中，成为北京版的贝克汉姆呢？我有可能成为一位乒坛明星、一名奥运选手，或者摔跤冠军吗？
事实上，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已经使我放弃了在体育方面有所发展的梦想。和当时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不得不为今后的生活做一些更切合实际的打算。那个年代，一切充满了变数。1966年，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开始以后，全国各地大批知识分子被送到农村从事体力劳动，所有大学一律停止招生，追求知识、学问被视为不光彩甚至反动的事。年轻学生最初纷纷参加红卫兵组织，被鼓动去摧毁一切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东西以及一切来自外国的影响。大约从1968年底1969年初开始，大批城市青年又被送往农村插队落户，以便使他们经过多年的生产劳动，在思维方式和情感上同辛苦劳作的农民真正走到一起。
那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五花大绑、身上挂着牌子的人站在行驶的卡车上。我当时并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只知道这是“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前拥有土地房产的人那时都被认为是邪恶的，被称做坏分子。“文革”时期的农村，所有被贴上地主标签的人都会被当做阶级敌人，成为众矢之的。我家附近有一个人据说解放前是个地主，因此每天脖子上都要挂着一块“我是坏分子”的牌子，站在他家院外一幅毛主席像前“请罪”。那时我七岁左右，每天都和其他孩子一样，到他跟前去看热闹。我的童年时代虽然很快乐、很有安全感，但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时候，和小伙伴尽情玩耍的时候，当时中国实在有着许多的动荡与冲突，只是我有幸不曾切身遭遇，得以闪身而过，童年的快乐与自由因此没有被折损。
那个年代，我们相信党和政府所说的一切，相信广播和报纸告诉我们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而这样接受到的信息有时又会让人非常糊涂，因为某位政治人物也许今天还被颂扬，明天就成了“阶级敌人”。我刚上小学时，每天早晚，大家都要手持语录，在毛主席像前“请示”、“汇报”，每天到校后第一个小时都要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虽然我对语录的内容并不都能理解，但背诵语录成了我最早的记忆训练。我很擅长背诵。这个特点在我后来的英语学习中帮了大忙。
尽管军队大院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但我还是要面对毕业后的去留问题。我的二哥和姐姐那时都已参军去了外地。这样，他们就不用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我也想过，像他们一样去参军。但一想到寒冬的夜晚，在一座废弃的大炮库房外站岗的情景，就觉得毛骨悚然。二哥建议我去学小提琴。他希望我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说不定毕业后可以参加一个文工团，就不用插队了。即使去插队，也可以参加一个在农村巡回演出的宣传队，不用总在田里干活了。他还把自己的提琴老师介绍给我，让我跟着老师学。提琴老师是我们部队文工团的首席。
开始我对学琴并不太喜欢，而且那时候我很腼腆，不好意思经常去文工团上课。除此以外，每次去文工团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自己拎着琴盒子，生怕人家耻笑。后来，我每次都叫上一个小伙伴，陪我一起去。这样，他就可以帮我提着琴盒了。我还在文工苦提琴团里见过后来成了大腕儿电影明星的梁天，他当时刚进这个文工团演话剧。过了一段时间，学会拉一些简单的曲子之后，我才觉得，学小提琴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也练得更加认真起来。
南口的冬天很冷，但我每天都坚持早晨五点起床，到部队大院礼堂去练长弓。这样，每天上学以前，我可以练上两三个小时。虽然开始学琴的时候只是为了一技之长，但我很快就爱上了小提琴演奏。我经常为了将一首曲子拉得更好，而一连花上几个小时。能在琴弦上奏出这样美妙的音符和曲调，让我感到巨大的快乐。那时候，我能演奏的曲目很少，只会拉一些中国曲子，比如《新疆之春》、《新春乐》、《红太阳光辉照炉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