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惜福之道

    曾同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仪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曾困藩酷爱渎书，志在功名。功与名是曾国藩毕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认为，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为保持自己来之不易的功名富贵，他又事事谨慎，处处谦卑，坚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观点。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鲜花完全开放了，便是凋落的征候。因此，他常对家人说，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此外，他“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他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说道：“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还有，他始终认为：“天地问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指出：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道光年问，曾国藩在北京做官，血气方刚，年轻气盛，加之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傲气不少，“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虽在表面上获胜，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参鲍起豹，或越俎代疱，或感情用事，办理之时，固然干脆痛快，却没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这些官僚的上下左右，无形之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埋下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隐患。

    成丰七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深刻的反省，曾国藩才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此次反省之后，使曾国藩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历观名公巨卿，多以长傲、多言二端而败家丧生。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他总结了这些经验和教训之后，便苦心钻研老庄道家之经典，潜心攻读《道德经》和《南华经》，经过默默的咀嚼，细细的品味，终于大彻大悟，悟出了为人处世的奥秘。这些貌似出世之书，实则讲述了人世之道。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最柔，水惟善下方成海。尘世间惟大智慧者可善下，惟善下者从不谄上欺下，从不自高自傲，始终虚怀若谷谦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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