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曾言，“唐以前之儒，语语有实用”，以此评价苟子，显为恰切。荀子所有的论说，都致力于恢复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既出于其救世之切，也基于其价值理想；二者很难区分开：他对时代之为衰蔽、堕落的判断和忧虑正源自他的价值理想。然而，他的热切，没有化为激烈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固然可能很快燃起一些人的激情，但盲目的热情终究是没有抵抗力的；较之那些心地率直、不太合群的理论家，他显然更为理性、务实。他的实用态度，不仅体现在对待论说的态度方面，也表现为他对论说的现实基础及现实效果均有较为细致深沉的考虑。但显然不能因此将他视为一位实用主义者。他在效用方面的出色智虑，出自于一种未经理论反思的自然的现实态度；并且，他的实用是践行出来的实用，而非观念上的教条；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礼义作为“人道”的一贯坚持和为推行礼所作出的艰苦努力，都表明，他决不会同意“道德的善和目的只在有甚么事要做的时候才存在”这样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的宣言。虽然按他关于礼的正当性的论证，道德似乎只是一种人类生活的必需工具，但这一实用的说法仅仅是在服务于更高的非实用性目的时才具有其真实性。他的这种虚拟的“实用主义”倾向，也体现在他针对当时的流行观念和诸子学说的批驳之中，当然更适合于理解他展开的那些极富现实感的具体劝说。甚至他竭力倡行的“师法”主张，联系他论说的根本动机，也不免带有某种实用色彩，因为这一主张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上的绝对性，它只有在具有绝对价值的“道”的观照下才呈现出其价值意义。围绕“师法”所展开的论说，仍然是服从于一个完全不能归人实用范围的目的，故此，“师法”的主张同时具有相对的价值特征和虚拟的“实用主义”倾向。融合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特点的论说技巧，于苟书处处可见，正是其特别之处。荀子精心运用这样这一种写作策略，目的在于向时人显明作为其价值理想的“道”之可行易行。他的论说，着眼于实践(而且是当下的实践)，在一种富于理想色彩的背景之下，表现出相当突出的时代感和现实目的性。在此意义上，不仅体系性的哲学诠释方式会曲解荀书的本意并破坏其固有的活泼意趣，其他任何试图与荀子在理论方面进行切磋的努力，也很可能都是徒劳的。
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稍微关注一下他的辩说可能导致的后果。这种后果，或许是他所未曾预料到的，也或许是他注意到而认为无关大要的，但无论如何，都有助于在欣赏他的精彩权变之余，思考一种灵活而审慎的论说的适当方式。也许，由于这种思考，他那些由特定时代境遇所培育出来的方便说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某种超越时空的“理论”意义。
荀子的论说中，比较让人担心的地方，大概首先是他针对人的不同需要而展开的劝说。他在这个部分作出的一些极端且不免带有点市侩气味的说法，无疑令他另一些堂皇慷慨的表达减色不少。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他的劝说富有层次，不仅试图纳入人的基本需要，并且在承认这些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对他所认可的行为动机作出了高下区分。这表明，他试图在人群中维持较高的道德动机，从而为一种非功利的崇高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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