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以“权”论“道”，他固然突出地把握了人们“避祸”的心理，但同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作了一种转换，即将信念性的道德转换为审慎的道德，将道德感转换成对利害关系的敏感，从而在客观上降低了人们行为的内在动机。不过，由于荀子在论说中表现出强烈的劝说意图，并曾流露过关于“修洁之名”的激昂情绪，上述转换在相当程度上应该视为他进行劝说的一种权宜说法。
对“智”的强调，荀子在谈论“名”时其实已有所表露。所谓“知者之言也，虑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则必得其好而不遇其所恶”，应是就人的一切欲望而言，而“名”本质上也只是人的欲望之一。只不过，由于“名”本身被看做一种非物质的利益，求“名”过程中的“智”的功利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掩盖了。然而，当荀子公开地将行“道”归结为人们对祸福的权衡，其劝说的功利化倾向就暴露无遗。并且，他不仅不掩饰这一倾向，甚至在表达上将它推向极致：
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傅；主信爱之，则谨慎而嗛；主专任之，则拘守而详；主安近之，则慎比而不邪；主疏远之，则全一而不倍；主损绌之，则恐惧而不怨。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处谦，任重而不敢专；财利至则善而不及也，必将尽辞让之义然后受。福事至则和而理，祸事至则静而理；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是持身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也。虽在贫穷徒处之势，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谓吉人。……
求善处大重、理任大事，擅宠於万乘之国，必无后患之术：莫若好同之，援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曲重其豫，犹恐及其祸，是以百举而不陷也。这类被称为“一片妾妇之道”的论说，从儒家价值立场看，确实骇人听闻，荀子因此为后人所诟也自在情理之中。“持身处位终身不厌之术”等说法是如此的大胆而出格，与苟书的诸多论说看起来极不相称，以致被认为是后人混入的伪笔。近来已有论者指出包括这些非常可怪之论在内的《仲尼》一篇，确出自荀子之手，当然由此也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他所受到的批评。但是，对这两段广受非议的引文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它们与通常意义上的曲意求宠之术形似而神非，有本质的区别。以“持身处位终身不厌之术”论，荀子实际上意在劝人恭敬持身、无论祸福均“不失其道”，而所以必言恭敬，不仅出于避祸的考虑，更是礼的要求。荀子论“事暴君之义”，谓“调而不流，柔而不屈，宽容而不乱，”与“持身处位终身不厌之术”正是一意。至于“必无后患之术”，则旨在诱人“推贤让能”，与荀子论“蔽塞之祸”和“不蔽之福”实际上是一致的：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齐是也。唐鞅蔽於欲权而逐载子，奚齐蔽於欲国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齐戮於晋。逐贤相而罪孝兄，身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祸也。故以贪鄙、背叛、争权而不危辱灭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之也。鲍叔、宁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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