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强调“谈说”的技巧，也表明他不主张逞血气之勇、直宣其“道”，以至于害己而无益于劝服人。在此意义上，他讲“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虽然旨在明“礼”的修身之功，但于无意中也隐含了《诗》教的基本精神。皮锡瑞曾有过这样的议论：
自理道之说起，人各挟其是非，以逞其血气。激浊扬清，本非谬戾，而言不本於性情，则听者厌倦，至於倾轧之不已，而忿毒之相寻，以同为党，即以比为争，甚而假宫闱庙祀储贰之名，动辄千百人哭於朝门，自鸣忠孝，以激其君之怒，害及其身，祸於其国，全戾乎所以事君父之道。余读明史，每叹《诗》教之亡，莫此为甚！此处所言，虽距先秦甚远，却明白指出《诗》教“温柔敦厚”、切中人情之重要。这就更加清楚，荀子讨论并运用“谈说之术”，决非偶然，而是由于它对其劝说工作相当必要。较之上引皮锡瑞所谓的“理道之说”，荀子的“谈说之术”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对于“说”的理解和倾向。实际上，这二者各有一难一易。以“理道之说”论，若说者料及直言不讳的实际后果，其展开“说”的勇气实为难，至于其为“说”，因顺血气而发、畅所欲言，当较易。至于“谈说之术”，由于说者充分考虑并关注劝说的后果，就风险和内在阻力言，其展开“说”应相对容易；但如何“说”却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因为它真正涉及说服的应变技巧。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荀子讨论“说之难”：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善者於是间也，亦必远举而不缪，近世而不佣，与时迁徙，与世偃仰，缓急赢绌，府然若渠郾？括之於己也，曲得所谓焉，然而不折伤。故君子之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度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这是相当重要而容易被忽略的一段。这里，荀子在传授“谈说之术”的同时，暗示了他展开劝说的目的及方式。所谓“说之难”，按杨惊注，“以先王之至高至治之道，说末世至卑至乱之君，所以为难也。”此注较妥，但似未全面。当时在位之“君”固然是荀子“说”的主要对象，不过，从“因众以成天下之大事”的说法看，他劝说的范围应更为广泛，包括那些不在位的人。苟书中具体的说服性论说也会证明这一点。同时，对荀子来说，“治”、“乱”有极为特定的含义：“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这就更具体地指出其所谓的“至高”和“至卑”当以是否合“礼义”论，从而表明，他的劝说实际上是站在“礼义”的高度，去接引那些不知或不愿循守“礼义”的人。这种劝说的方式，荀子又表达为“接人用摧”。关于此处“摧”的含义，历来注家争议较多。不过，从上下文看，按杨惊释为“牵引”较妥；傅山也持此说，并举荀书他处的类似用法为佐证。这样来看，“接人用？”其实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它表示，通过劝说，荀子试图将劝说对象从其原来的立场渐渐引导至“礼义”之处，而劝说对象所处的较低的位置正是其劝说的起点。就此而言，针对不同的人，荀子展开劝说的起点也会有所不同。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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