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的方式及其层次并非出自任何意义上的“约定”，而在根本上是缘于“圣人”对“道”与人情的超常的洞察和智虑。从荀子的论说来看，他无疑会认为，这种智虑为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群体生活之应然或许也是他们不关心的；就此言，他们很可能会自然地将其个人生活看成最为根本或优先的。荀子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故此，他不只确证礼作为人群生活方式的正当性，并且试图向人们表明，礼同时也为个人生活所必需，因为一一通俗地说——它会带来他们所需要的“好处”。这种更为具体务实的劝说，要求他必须更具体地了解和区分人们的实际需要，并使用多种劝说方式和技巧去应对不同的需要。不过，正因为如此，他的一些说法受到了不少后学者的质疑甚至批评。4．1谈说之术
战国时，游说成风，最著名之说士，无过于苏秦、张仪。二人以布衣之身，遍说诸侯，或合纵或连横，均影响时势、显赫一时。其事迹《史记·苏秦列传》、《张仪列传》记之甚详。如苏、张一类的纵横术士，之所以能“游说诸侯以显名”，主要在于他们擅长辞辩。在这一方面，他们同辩者颇为相似，也因此容易相混。但是，他们的相似只是表面的，二者之间其实差别很大。辩者只是为辩而辩，其所好者，大多不过是以口舌胜人、取“善辩”之名。对于他们，可以说，“辩”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相较之下，纵横家相当实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远为功利，辞辩于他们仅仅是获取功名的手段，其所求者，并非“善辩”的虚名，而是高官、厚禄一类切实的好处。如苏秦者，挂六国相印，其声名之显赫远非辩者可比。所以，虽然纵横术士也像辩者一样不关心事情的对错或好坏，但他们是真正的功名之士，既不以能“辩”之名为意，也就不会拘泥于言说本身而论辩无已。他们对待“辞”的态度非常现实且灵活，在他们看来，“辞”不过是其进身之道，只要能为人接受，可以随时因事因人进行相应的调整。换言之，他们辩说的最直接的目的是“说服”，并因此更加注重辞辩的实际效果，这使得他们相当注意揣摩人心，随机应变，不执着于任何说法，而着意于有效的说服角度和方式。正是在此意义上，史迁称“其术长於权变”。
纵横术士驰骋口舌，博取功名利禄，向来声名不佳。然而，史迁特为苏、张作传，并盛言“其智有过人者”，对其通达权变显然有赞许之意。相较之下，名辩家虽然称盛一时，却不见列于《史记》诸传。他们遭此冷遇，除因为其所言所行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不大之外，恐怕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史迁对两家有所区别的态度。回顾荀子对辩者激烈的攻击，再考虑他趋于实用的辩说方式，这种态度或许也很适合于描述他对上述两家的判断。这一点，从其论“谈说之术”可见一一：
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驩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虽不说人，人莫不贵。夫是之谓为能贵其所贵。传日：“唯君子为能贵其所贵。”此之谓也。荀子以“说常无不受”论“谈说之术”，表明他实际上将说服视为“谈说”的根本目的。从其言“能贵其所贵”看，他不只对“谈说”的行为及其技巧本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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