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荀子批评孟子，并不是由于其“性善”说背后的天命感。对于礼义之类，荀子自己也或多或少具有一种不曾明言过的模糊的天命感；他所针对的，主要是孟子这种建立在天命感之上的人性论沦为一种大众说教之后所导致的现实后果，因此他对孟子并无“欺惑愚众”之评，这是他“非孟”与批评其余十子不同的地方。“性善”说赖以成立的天命感，是一种极为私密的个人化体验，它可以交流甚至引导，却无法传授。另一方面，具有这种天命感的人往往具有很强的信念，乐于传播所领悟到的“真理”，并据之评判其他观点—一这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理解孟子何以简单地以“无君无父”拒斥杨、墨。孟子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没有采用迂回婉转的表达方式，而试图直接将其天命感传达给他人，但问题是，这种体验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更毋论教育他人。故荀子评及思孟时，并未许之“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这一评价却见于他对其余十子的批评。对于那些不具备与孟子相似体验的人来说，他所传达的“天命感”，在他们的理解中很可能会产生变形。确切地说，孟子所说的体验性的“天”，很可能会被他们实在化，而在孟子的体验中具有绝对性的仁义礼智之类，也可能被他们附会成与实在的“天”并存的实在之物。况且，孟子的一些说法(如“尽心知性知天”)也容易引起类似的误解。“性善”说的一个典型变形，即是以阴阳五行附会“五常”。如孔颖达疏《礼记·礼运》“故人者，……五行之秀气也”云：“言人感五行秀异之气，故有仁义礼知信，是五行之秀气也”；又疏《礼记·乐记》日：“云‘五常，五行也’者，此经有阴阳刚柔，皆自天地之气，故以五常为五行，非父义母慈之德谓五常之行者。若木性仁、金性义、火性礼、水性智、土性信，五常之行也。”以阴阳五行论事，固然是汉代的特点，但也表明了“性善”说可能引致的一种理论后果；何况，阴阳五行之说本肇端于先秦。“性善”说的这样一种迷信化的变形，正是荀子所反对的，这与他辟“机祥”的立场完全一致。章太炎关于《非十二子》中“五行”的解说恰好可以说明荀子何以“非思孟”：

    五常之义旧矣。虽子思始倡之亦无损，苟卿何讥焉！寻子思作《中庸》，其发端曰：“天命之谓性”，注日：“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智，土神则信。”《孝经》说略同此，是子思之遗说也。沈约日：“《表记》取自子思。”今寻《表记》云：“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於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於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於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此以水火土比父母於子，犹董生以五行比臣子事君父。古者《鸿范》九畴举五行传人事义未彰箸，子思始善传会，旁有燕齐怪迂之士侈搪其说，以为神奇，耀世诬人，自子思始，宜哉苟卿以为讥也。难说阴阳五行比附于“五常”的做法是否真始自子思，但对思孟学说作此附会理解却实有可能。在《非十二子》中，苟子以“五行”之说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阴阳五行之附会固然不见于孟书，但其极为个人化的体验一旦直接溢诸言表，在受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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