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功过是非比肩今日高考(3)(第1/2页)
1901年老佛爷慈禧在八国联军追杀下，逃到西安忽然“降旨”要实行“预备宪政”，那些原来坚决反对科举改革的“保守派”，忽然之间变成异常激进的“革命派”。
次年张之洞提出十年内逐步废止科举制度，这一建议受到清廷采纳。方法是每科取士名额递减，分三科减尽，十年之后，一律从学堂取士。袁世凯、端方等人则提出立即彻底废除科举。昏庸的清廷也认为他们的奏议“不为无见”，但此后不久，端方与袁世凯的废科举的建议被清廷采纳。
在1905年的一个最平常的一天，一张黄纸上写下了四个字——废除科举。就这样，一个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文化传统，一个古老民族的中枢神经，随即断裂。
端方与袁世凯等人之所以要求迅速废除科举，其真正用意在于，由于人心恋旧，从而妨碍了新制度的建立与开展，他们认为，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只有迅速地取消科举制，才能釜底抽薪地消除人们对旧制的依恋，迫使士绅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教育制度。他们也很少考虑到，一种新制度的建立与发挥成效，并非简单地“破旧立新”就能达到，新制度的发挥效能尚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的配合。其结果是，一方面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的丧失，另一方面，新的社会整合方式(例如学堂教育体制)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
当我们今天仍在津津乐道于“废除科举”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伟大史诗时，我们不得不冷静地分析，科举肯定应废，但该怎样废？是一废了之，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包括今天所有执政者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一百多年前的现实：在西方式现代学校育才系统还没建立之前，由过度期的渐进式的“科举改革”，忽然变成彻底“废除科举”，这应该是一个极其武断的举动。这个邯郸学步式的盲目举政，只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明系统间，胡乱拆东补西而已。在没有把西方“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前，就过早割断了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动脉，这等于中断了社会精英补充社会上层的唯一渠道。
当时占中国90％以上农民们的“状元梦”彻底破碎后，又没有现代学校育才制度及时取代，人们很自然地不再把读书、受教育当成关系到前途命运的大事……
由此而开始的一个中国百年文化大断层拉开序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科举制度在1905年的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
正如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起到了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推行者意愿相悖的“釜底抽薪”的结果。哈佛大学艾尔斯(WilliamAyers)教授，在其著作《中国清代朝廷和教育改革》中说：“一个自唐代以来就延续的制度被轻易地推翻了，它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张之洞帮助和保证了这一举动，但看来他不久就被他所做的这件事，给震呆了。”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甚至还认为，中国困难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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