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TONY是一所学校演讲团的成员，2003年他和这个团的另外9名成员一起，参加了一场州际比赛，并取得了第一名。为了表示庆贺，他们中的儿个人跑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饮酒，这在当地学校是绝不允许的，但TONY也在其中。
事情最后还是被校方知道了，学校要求这10个人对自己是否饮酒作出承诺。TONY向学校撒了谎，并因此保住了学业，而其他承认饮酒的学生则个部被学校开除。
但此后，TONY所有的同学都离他而去，在以后的演讲比赛中，再没有一个人愿意与他搭档。所以，社会普遍观念告诉你，撒谎可能会使人在短时问内受益，但从长远看，绝对得不偿失。
国内考生的作弊现象之所以严重，症结在于以分数定终身。中国的教育机制是淘汰机制，分数考不高，就意味着你被这个教育体系淘汰了，所以学生们想方没法，哪怕冒着损害个人诚信的危险去作弊得高分。而在美国，教育仅仅是个检测的工具。
舞弊之后的成功，不只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它给社会诚信带来了威胁。
国际英语水平测试——雅思考试，别说迟到1分钟，就是考官认为的30秒钟，你也别想进考场。正式开考前，先发试卷，任何人不准看题、动笔，只要你发出动笔的声音，或者被考官认为你在看题，你的考试资格即被取消。考试结束前5分钟，考官报时。当他(她)站在高高的讲台上一声令下“停止”时，你千万要立即放笔，一个字也别写，否则只要他(她)看到了，即以作弊论处。这个过程中，没有考官的解释，更不容考生的辩驳。在考官眼埋，考生作弊了，是考生违犯了考试制度；考生作弊了考官不处理，是考官违犯了考试制度。
也许正是这种对考试制度的绝对维护，使得我第一次走进雅思考场时，就产生了那种对雅思深深的敬畏感。而且，也是我这个30多岁的老考生所见的第一次所有考生都这么规矩的考试。
为什么同是中国人，一参加雅思考试，大家都能这样严守规则，令行禁止？一参加自己国家的考试，哪怕是高考，都老是有做小动作的欲望或行为，都总是向往着能有“好商量”的余地？
一言以蔽之，雅思是西方人命题、西方人主持监考的。他们没有通融和商量的余地，纵然你是“长”的儿子或者“书记”的孙女。聪明的国人们大约都知道，“笨拙”的西方人是只认制度这个死理的，所以，在西方人监考的考场上，我们的考生才都这么“乖”。上次到香港，我曾被相似的问题困扰。我问香港朋友，为什么同是中国人，香港的交通就这么有秩序，有规则？广州就这么人不让车、车不让人？朋友回答，香港传统上是英国人在管理，英式管理是一种制度为上、为先的管理，
两相印证，不难看出，制度的神圣与严肃与否，取决于制度的执行者，本质上与百姓无关。执行严肃，制度就严肃，从而百姓对待制度的态度和行为也就严肃；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缺少的不是制度，而是戮力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神圣性的人。
其实这一点已被古今中外的考试制度所证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有如刑场，在美国考试作弊有可能会被判处刑罚等，就是明证。各个省市要求学生签订“诚信协议”、“诚信责任状”，事实上也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安排。
一个诘问：我们何时恢复高考原态？我们应当怎样恢复高考原态？
知识经济时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仅社会地位在提高，其在择业及待遇上的前景更加让人羡慕。因此越来越多的家庭已把孩子上学的费用看成是一种投资——对一只可以长期持有的、“前途无量的原始股”的投资。同时，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一考定终身，全社会对高考的空前关注，直接导致了近年高考经济的炙手可热。
于是，“考试经济”、“考试社会”、“考试服务”等应运而生。
学生一上高中，便以高考为奋斗目标，与高考有关的消费更汹涌而至，各种花销甚至要持续到孩子大学毕业。
各种补习班，不用动员，家长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交钱送孩子前来补习；各种复习资料，只要觉得孩子有用，家长也会不惜代价买下来；而教师单独给孩子补课等收人，则已经占教师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了。
出版社也瞅准高考这一赚钱的大好时机，大量出版各类复习资料，临近高考，各种高考复习书籍的广告牌便立在了各大书市最显眼的位置。一本标价20元的参考书的成本仅6至7元，每年高考前，要求考生人手一册考试说明，薄薄的一本，每个印张定价1元多。年复一年，仅此一项就能让出版、印刷商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