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高考，社会也随即进入“高考”状态，全社会的资源都开始调动起来为高考让路：警车开道、关键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为防止机动车经过家长联手堵路……
实际上，不只是家长的要求让政府左右为难。从交警管制考点交通到建筑工地禁止夜间施工，从宾馆推出“状元房”到专家推荐“高考食潜”，高考已经牵动了社会方方面面的神经，成为一个大众参与的“节日”。
高等教育的发展决定了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考生和家长从过去的期盼“有学可上”到现在的“上好大学”，每逢高考便如临大敌：有的要求考场周围保持安静，不能施工，甚至要求学校赶走呜叫的知了；有的要求考场要安装空调，气温必须保持在20℃……学校外面的马路早已被交警封锁，货车被禁止入内，如果有司机鸣笛，肯定会招来家长的一片指责。
高考成了“节日”，矛头指向往往首先是媒体，有的被说成是“考试报”，非考不登也。高考期问，每天打开报纸，就有不少针对他们的文章，先足考前如何准备，再是出题思路梳理，最后是进入考场必备。反正能想到的都有了，细到带什么笔，也介绍得滴水不漏。而刚迈出考场，一些分析文章就会接踵而至。
很多人总认为“都是媒体炒作惹的祸”。可作为媒体人也有苦衷，我们的衣食父母——广大受众也不满意啊。那些家有考生的父母们，殷殷地想从媒体上获知多一点更多一点的高考信息。媒体岂能视若罔闻？于是每年高考前后，众多媒体、专家都要针对高考进行“预测”、“分析”、“点评”。从考前的复习指导，考时的试卷分析，到考后的录取等，都成为媒体报道的重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考生的压力，正常的报道更是演变成了过度的炒作。
……这给人们营造了一个氛围，似乎只有考上大学才是人才，似乎只有走进大学校门才算人才。
2004年高考刚一结束，《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北京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合作，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在12个城市的450名受访者中51％的人表示高考期间自己所在的城市存在各种针对高考考生的特殊政策。其结果是，大城市更多地会为高考“让行”。“上大学不是万能的，而不上大学是万万不能的”。有48％的公众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试教育的必然结果”。
高考毕竟只是国家考试的一种，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等也都是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2003年10月，有超过500万人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但社会上对这些考试的认知远远不及高考。
人们现在对高等教育的这些新观念，在20多年前刚恢复高考时，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变化的是观念，不变的是沿用了20多年的高考形式。除了一些技术性的改变，27年来中国高考的形式始终要凭孩子在那两三天里交出的几张试卷，评判他们的整个学习过程，包括家长从胎教就开始付出的心血，以决定谁有资格进入大学校门。哪怕是在赶考路上遇到堵车，都可能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已经可以明确计算个人受教育投资的回报，价格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也开始发挥作用，学生参加高考的直接目的是取得更加主动的择业机会。人们还期望高考的方式进一步改革，明天的教育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以人为本，促进下一代人的全面发展。
高考越来越像一个节日，不是某个行业、某个部门或是某个人群制造的，而是整个社会心理都不自觉地陷入了“过节”的气氛中。说到底，这不是高考自身的问题、教育自身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淘汰机制。如果有一天，每个民工的子女都能进入大学读书成为现实，那么，社会心理对高考的关注度自然会降低，“高考节”现象自然也就会逐渐从人们的视野里淡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有益成分，用高税收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北欧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在0．25到0．26之间，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税前差距是17倍，而税后只有3倍多一点。在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就有了市场，不能上大学，就接受职业培训，做个管道工油漆工什么的，一样活得开开心心，高考也就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了。有些国家的有些地区，连高考都不举行，各大学根据学生的平时成绩录取新生。我国的旗尼系数大概是0．55，在世界上不是最高，也是较高的之一。于是乎职业教育不被重视，大家都往大学里挤。
西方国家抑制贫富差距的另一法，是征收50％左右的高额遗产税，用制度来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同时培养后代的独立意识，既激发了后辈的创造力，又避免_『社会的震动。我国古代虽然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但实际上总要等到富人的财富积累到穷人没有生产资料可以使用、没有饭吃的时候，才采取暴力手段剥夺富人的财富，形成社会周期性的动荡。而在两次动荡之间，人们仍然千方百计地为子孙后代创万世基业，并培养能够光宗耀祖的后代。我们现在是否正在进入这个周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