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衣的上衣口袋里一样，既是个文化人的象征又可以随时取下来使用。
秦汉的笔杆上还常常刻有工匠的姓名，而笔尾削尖便于插入，并髹之以漆，称之“簪笔”，后引申为侍臣给皇帝记事，而插笔于头。这作簪之笔杆较长，有20厘米左右，整整一根我们常用的尺子那么长！幸亏当时的古人不用挤公共车，很喜欢这种长长的簪子，收藏了几支，却不敢簪发，就怕去挤公共车的时候戳伤了别人。
想那唐朝李峤在给《皇帝上札抚事述怀》里说了一大通好话后以一句“小臣滥簪笔、无以颂唐风”结尾，真是漂亮的逢迎谦虚之言。
而这个“簪”字，小篆是，满头都插着竹片，插这么多，可让晚年头发稀落的杜甫犯了愁——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啊。
竹子被作成文字的施动者——毛笔，同时也被作成了文字的载体——竹简，这两大工具的出现，就奠定了中国文明的花团锦簇。
作为文字的载体，一根根小小的竹简，就让中国庞大的文化得以一脉相承。正因为竹简从很早就把智者的论述保留下来，中国人才能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承担在自己肩膀上的问题。
像《左传》里提到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就是被众多人公认的中国文明的根基——
《三坟》是上古帝王遗书，记述三皇事迹，坟的意思有学者说是指泥版图书；
《五典》是用木简或竹简记述五帝事迹；
《八索》则指易经八卦的原版，那时还用结绳纪事，故为“索”；
《九丘》《尚书序》解释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记录国土资源的书。
这四个词就一下子囊括了中国文字载体的发展历史，而最后他们都归结到竹简之上，再由竹简汇聚到纸张之中，而如雨水洒到大地由溪汇成河流最后聚成长江黄河上绵延不绝的文明之水。
据说从商代开始，就已经把字写在竹片上，然后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因此就画出来一个惟妙惟肖的字“册”，其甲骨文是，但比起甲骨文，这个简化的册字更像是绳子穿着的竹简。奠定中国文明基础的几大典籍《尚书》、《礼记》和《论语》等就是记录在这小小的竹简之上，传扬四方。
想那孔子勤于读书，而把栓竹简的牛皮绳多次翻断，因此留下了“韦编三绝”的佳话传颂。
到了9世纪，中国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1000年，从此，掀开了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里灿烂的一页。
在中国开始用竹简传播文字的时候，在已高度发达的尼罗河文明和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上，他们也使用了象形文字。但在这些有着丰富河泥的河流区域里，他们就地取材，使用了泥板作文字的载体，在我们中国可以满是钦佩地讲一个人学富五车、汗牛充栋的时候，他们的五车泥板却装不了多少学问。所以文字的传扬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难于像中国的文明如春水从文明的高处向低处汩汩流动。
虽然埃及也出现过纸莎草做的“纸莎草纸”，但这种草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生长，而纸莎草纸本身容易发生风干、卷皱，无法当作稳固的文字载体广为传播。所以，当中国纸张的出现，这些文字的载体就湮灭成历史的遗迹。
如是可见，中国人从一开始对待文字就敬如天机，才不遗余力地想要找到稳固的载体将其长存播扬，所以一开始就选用几千年后我们仍可看见其上文字的甲骨文和竹简。当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依然能看到《孙子兵法》竹简残片上的文字时，不禁为这几千年时光里，也消磨不去的充满杀伤力的文字的力量而惊撼。
这个时候，不能削竹成书的其他文明，也大量在岩石、壁画之上记录自己的文明，这种山不过来只好我过去的传播方式，终究制约了文明的传扬，也就逼迫人们更多地使用口述来传承文明，所以他们保存了大量的史诗，比如希腊的“荷马史诗”、德国人的“尼伯龙根之歌”，而我们的藏族有“格萨尔王”，蒙古族有“江格尔”……
也许正是这个文字小小的载体上的分叉，就像蝴蝶效应般，引致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方文明。
东方文明因为竹简而保存了象形文字，所以其后的发展，沿着象形文字一脉相承，所以才有了几千年文明的绵延不绝。
西方的文明，其口述的历史就会像干涸的水流一般容易断流，而其中一些文明亦会因为一时的干涸而从此了无痕迹，所以西方文明总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头再来。
但是象形文字比较复杂，需要专门的学习，这也造就了中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尊贵地位，而文字也具有了其特殊的神圣性，甚至当初用作文字载体的甲骨也被当作中药的药引，才让中国的学者从自己的药料上发现了甲骨文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