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向达先生
金克木
1939年夏天我到昆明，在吕叔湘先生住处初次认识向觉明(达)先生，但这次还谈不上缔交。向、吕都是吴雨僧(宓)先生的学生，那时我和吴先生见面不多却相知不浅，所以大家一见都很容易熟悉。
真正开始熟识是在1941年夏天。我去印度，又经过昆明。汤锡予(用彤)先生去乡间，无缘得见，我便去访汤先生的学生向先生。他住金鸡巷5号，是一个小院子。他听说我要去印度，很高兴，对我热情接待。
在中间屋里挂着一幅模披，是裱好了的拓片，上面是印度古文。有墨笔跋语说这拓片经向先生一看，立即认出是印度阿育王石柱铭刻，“即以相赠”，有宝剑赠与英雄之意。赠者的姓名现已忘了。记得当时向先生还曾取出一本英文书的插图为证。后来我在印度见到石柱原物，都已进入博物馆或用围栏保护起来，不能拓了。那张拓片大概是发现初期拓出供人研究的，相当珍贵。后来我们没有再提此事，不知这拓片到何处去了。这时我才深知向先生并不是仅仅钻研书本作文献考古。
第二次和向先生有了学术关系又是由于石刻。他在西北发现了一个经幢刻石，上有梵文刻字，拓了下来，将照片寄给当时在印度国际大学的周达夫先生。周将照片寄给浦那的郭克雷教授，因为他既研佛学，又通汉文。郭克雷教授很快就判定是《缘生经》，字体是古婆罗谜体，时代可能在11、12世纪。但是另几行汉文却读不成句。当我去浦那和他同校西藏收藏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梵本残卷的照片时，我们又研究那张残石照片。梵字和我们校的照片中的字体相去不远，只是字太小，又模糊，但很容易便可发现其中“缘生”字样。他在德国留学时的博士论文题便是汉译的《大乘缘生论》，所以对这方面的经典很熟悉。奇怪的是下面的汉字。字体是楷书，容易认，但横竖左右都不成句，也不是佛经常用语，而且首尾残缺。后来我提出一个解释是左行横读，起头是“日在角一”，是记刻经幢的日期和人事的，但作为“角宿一”，解仍旧不大通，不合中国记年月日习惯，也不是印度的习惯。郭克雷教授写出文章，将我的说法列入注中作为一种假说，并附原件照片，在加尔各答的师觉月教授主编的英文《中印研究》刊物上发表。我本有此刊全部，可惜在十年浩劫中全部失去，现在无从查考了。这一次使我对向先生的治学谨严，注重实物和文献印证，不尚空谈，深为佩服。
我们的第三次学术因缘又是由古物而起。1947年向先生发表一文，提到出土的“式”。我便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明“式”是古代占卜用具，分为天盘、地盘，以天盘在地盘之上旋转，加上日、时、干支，求得“四课”、“三传”，旧称为“大六壬”。古时有实物，但很早便以手指关节代替地盘而将天盘在心中默想，“三传”、“四课”等等全在心中。这便是所谓“袖占一课”。这种“掐指一算”的占卜法租由《周易》以来用蓍草(最后改为铜钱)排八卦的占卜法是中国的两大系统，和原始的甲骨占卜系统不同。这三大系统都和中国、印度以及世界其他处的“星命”是两个：不同门类。中国以星占卦的是“奇门遁甲”，但又不仅占命。至于所谓“先天太乙神数”则徒有其名，还不如“奇门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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