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钱钟书先生
李慎之
钱钟书先生走了，悄悄地走了。
他住院已经整整四年又三个月了，不但入院后就没有出来，而且也没有下过床。上个月刚过八十八岁的生日，如此高龄而又久病，走得也不能算是意外，但是我却总觉得想不到。
我自从一年半以前中风以后，不良于行，这期间一共也只去看过他两次。他人实在是消瘦得厉害，但是眼光却还像以前一样明亮，看见我只是眨眨眼睛，并不说话，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是明白的，但是疾病长期的折磨，连开口的气力也没有了。眼看年关将到，我正寻思再去探望一回，不料竟传来了他逝世的消息，真是没有想到。
没有能赶上见最后一面，总算赶上了第三天在八宝山举行的火化仪式。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叫做仪式，因为遗体只是在八宝山的第二告别室停放了二十多分钟，在场的也只有相伴了他一辈子的杨绛先生和几个亲属，社科院的一两个领导人和几个办事人员，一共只有十来个人。偌大的告别室，空荡荡的，没有松柏，没有鲜花，没有哀乐，更没有花圈和挽联，甚至没有照片。杨绛先生领着大家鞠了三个躬，遗体就推到火化室去了。遗体一直盖着白布，上面洒着玫瑰花瓣，连头都蒙着，我还是没有能见到最后一面。
事情来得匆忙，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一直到了八宝山，才买了一个装着白菊花的花篮。想写一副挽联别在上面，临时想不出词儿来，凑了两句“万流失倚依，百代仰宗师”，可能是陈三立诗里的句子，虽然文字拙直，但是钱先生是当得起的。
第二天一早，又因为《胡绳全书》出版，我应邀参加发行式，那可真是冠盖云集，社科院大院里都叫小汽车给塞满了。而且因为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从大门、二门到三门，都设了岗卫，我不知怎么忽然对昨天的告别有一种凄凉的感觉，但是马上又觉得我的想法实在有点亵渎钱先生。钱先生一生寂寞，现在“质本洁来还洁去”，最后连骨灰都不留，任凭火葬场去处理。“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他自己的选择是他一生逻辑发展的自然结论。更何况钱先生本来就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的人。
钱先生和我是世交，他的尊人子泉先生和先君柏森公是朋友，因此我从小就能听到夸他读书如何颖悟，小小年纪就能代父亲司笔札、做应酬诗这些话。子泉先生是我们家乡的文豪，我们上初中时就读过他的《无锡公园记》的。因此每当听父亲说“你们应当学钟书”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惊异钦羡之感。但是我真正认识他，已到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了。那时他同他的双胞胎叔父孙卿先生同住在上海辣斐德路。他的堂弟钟汉、钟毅、钟鲁、钟彭，或是我的中学老师，或是我的中学同学，关系十分亲密，因此我常去他家。那时往往可以在客厅里看到一位戴黑边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人字呢大衣，望之俨然的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大哥钟书，我当然是不敢通问的。30年后在北京熟识以后，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十分随和而且极富于幽默感的人。不过，如果说“学习”，那么，以我之鲁钝，不但办不到，而且是根本不敢想的。
1946年，我从重庆到上海，参与始终没有能开张的新华日报总馆的筹备工作，这时从((文艺复兴》杂志上读到《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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