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丁文江(在君)先生去世，到现在过一个月了。北方的报纸仅《大公报》上有一个认可而悼惜的短评，南方的报纸我所见只有((字林西报》有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是能充分认识在君品行的。李济之先生说，“在君的德行品质，要让英美去了解。”这是何等可惜的事!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希望胡适之先生将来为他作一部传记。他若不作，我就要有点自告奋勇的意思。
论在君立身行世的态度，可以分作四面去看㈠对自己(或应日律自己)，㈢对家庭，㈢对社会，㈣对国家，现在依次叙说一下：
一：在君之律自己，既不是接受现成的物质享受之纨绔子，也不是中世纪修道的高僧。他以为人们没有权利过分享受，因为过分享受总是剥夺别人，同时他也不愿受苦，因为他觉受苦的机器是没有很大工作效能的。人要为公众服务而生活，所以服务的效率愈大生活愈有意义，起居饮食愈少磨擦，服务的效率愈大。我们在此地不可把舒适和华侈看混了。在君很看重舒适，有作用的合理的舒适。他对于朋友的趋于华侈的习惯，却是竭力告戒的。舒适可以减少每日生活中之磨擦性。只要不为舒适所征服，舒适是增加生命力的。譬如，在君是有机会坐头等车，他决不肯坐二等车，有地方睡安稳的觉，他决不肯住喧闹的旅馆。但是这些考量，这个原则，绝不阻止他到云贵爬高山去看地质，绝不阻止他到黑海的泥路上去看俄国工程，绝不阻止他每星期日率领北大的学生到西山和塞外作地质实习，绝不阻止他为探矿为计划道路，半年的游行荒野中。他平日之求舒适，正是为储蓄精力，以便大大的劳作。他以为人人有要求舒适以便工作的权利，人人都没有享受奢侈，或得到舒适而不动作的权利。在这一个道理上，他不是明显的受英国的“理论急进者”的影响么?虽然他没有这样自己宣传着!
他有两句名言，“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永远活着的。所以无论在何等疾病痛苦之下，无论在何等的艰危环境中，我总不曾看见他白日的发空愁，坐着忧虑消耗光阴(不幸得很，我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他忧虑，他便要把这忧虑立时现为事实，若不能立时现为事实，他决不继续忧虑着。例如他大前年冬天从俄国回来后，觉得身土像有毛病，到协和医院去诊察他的左脚大拇指发麻的症候。他问医生说，“要紧不要紧?”医生说，“大概不要紧。”“能治不能治?”医生说，“不能治”。他告我，当时他听到这话便立时放心了。我问所以然。他说，“若是能治，当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从此不想他好了。”他这次在病危中，除末了一星期不大言语外，以前，虽偶有病人免不了的愤怒，但大体上是高高兴兴专说笑话的。他从不曾问过医生，“我这病有危险没有?”他在病中也不曾忧虑到任何身内的事。他能畅谈的最后二一一日，和我所谈的是胡适之先生应该保重他的身体，节约他的用度，是凌鸿勋先生的家庭如何快活，北方大局如何如何。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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